里的飞镖机很旧，喜欢发神经，明明没坏，但不管飞镖射中哪个部位都会激烈反弹，方向莫测，经常大家喝着喝着就听到角落里传来一声惨叫，某位顾客捂着脸，一脑门子血摸出来，嘴里骂骂咧咧。
之后，约伯会打电话给120，救护车很快就到，在门口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但大多数情况下伤者根本得不到包扎——开救护车的人要么在这儿直接喝挂了，要么在喝完后回医院的路上被抓了然后拘留。
我挺喜欢这儿，每天晚上准时来报到，不是没其他地方可去，只是老觉得多一处不如少一处。我猜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少，所以来十号酒馆的基本上都是熟面孔，什么人都有。基于某种微妙的情绪，我们从不相互打招呼，在这儿不，在其他场合更不。
那个陌生男人一直躲在角落里喝龙舌兰，从十点到十一点五十分，不歇气地喝，他成功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一开始还只是单纯地多看两眼，后来就变成了全场紧盯。不少人过去跟约伯下注，赌他会不会直接喝死在这儿，约伯押不会，数额很大，差不多是他的全部身家——是的，我们都知道约伯全部身家有多少。
喝到第五十八杯，普通人应该早被送去急救了，那个男人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好不容易地停了下来，擦擦手，站在点唱机旁听了一首老歌，《Sound of silence》，带着一种郁郁寡欢的神色。
约伯放下手里的杯子，在全场瞩目下穿过人群和酒桌，问他：“哥们儿，你怎么了？”英文，标准的纽约上东区口音。
他凝神望着约伯，望了很久，然后笑了笑，缓缓地说：“没什么，只是快要死了，心情有点难受而已。”英文，标准的纽约上东区口音。
大家都在想约伯这个乡巴佬到底上哪儿学的这一手，只见他很宽宏大量地点点头：“不管谁要死，都会有点遗憾的。”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杯威士忌，“请你喝吧。”
在十号酒馆，酒保约伯请人喝酒，一定是被请的那个人出了或正要出大事，杀人也好，自杀也好，想变心也好，想变性也好，中了大奖正愁五千万现金往哪个床底下藏也好。约伯有一种神奇的天赋，芸芸酒客之中，他总是能一眼锁定那个有心事的人，然后在一杯免费威士忌的协助下，将那些秘密轻而易举地听个底儿掉。到底是怎么做到如此精准制导精确打击的，我琢磨不明白，反正他永远能在那么巧合的时刻为当事人递上一杯on the house的酒。
陌生人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因此毫不设防，很爽快地一饮而尽，掏出一把现金塞给约伯，说多的就用来请在场所有的人都喝一杯龙舌兰。
大家都看着这位朋友姿态优雅地离去，走进黑暗中的步伐轻盈无声，但一分钟后，在离枣树大概半米的距离，他猛然直挺挺地倒下来，发出了一声疑惑的呢喃，之后便晕死过去。
没人去理他，在十号酒馆，个把酒客躺在泥地里不省人事就像春天有野草生长一般自然而然。直到凌晨两点来临，所有人走尽，只留下我和约伯。
“怎么样？”我问约伯。
我今天晚上没有喝太多，希望可以保持一双稳定的手和清醒的眼睛。
他将吧台上的东西都收拾干净，非常利落，而后和我一起走到室外。天气很好，透过枣树的浓荫，星光潇洒地漫布周围，照耀着露珠一颗颗凝结成形，夜虫低鸣——那是自然界此刻唯一的声音。
我们蹲下来看那个陌生人。
“有病？”约伯问。
“肯定。”
“身体的还是心灵的？”
“估计都有，但前者比较致命。”
“那么交给你了。”
“又这样子吗？嗯，也好。”
约伯帮我把陌生男人送到我的住处，离十号酒馆大约一公里，我们并肩走，他抓着男人的后脖子在地上拖，像拖一只睡着了的猫。那人身量很高，双脚在地上碰撞出单调低沉的回声，但无人在意。
深夜的街道如同天堂，谁对谁都没有好奇心。
他跟我聊天：“那么，那些手术刀之类的，随便收着也不会坏掉吗？”
“当然不会随便收着的，不过，确实也不容易坏掉。”
“说的是，人们对寄托着过往回忆的纪念品，态度总是比较温和的。”
“呸，你抒哪门子情，那不是纪念品好吧，我靠那个吃饭，还得给你酒钱。对了，凭什么菜牌又涨价了？”
“原材料涨了嘛，不过，喂，你真的有给酒钱吗？我没关系的，只要老板不追究就好了，反正他也常常不在。”
我要掏出手机来给他看消费短信凭证，但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其他地方，很快我家也到了。
我住整一层带地下室的平房，在闹市区却无人做伴，这房子早八百年就该拆了，可又一直没人真的来拆。
把陌生男人送进客厅，约伯便打着哈欠离去，身影摇摇晃晃。我目送着他，从纯进化的角度来说，他的屁股是非常不错的自然选择结果。
我打开所有地方的灯，洗了手和脸，到沙发面前低头看着那个男人。
呼吸平稳，他昏得很扎实，龙舌兰是从犯，主要的攻击力量来自威士忌里的麻醉剂，浓度很高，再高一点儿的话，就不用在他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了。
他很英俊，鬓角和指甲都精心修整过，身体保养得当，身上穿的白色衬衣值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鞋子值十个月。
像这样的人，在某个晚上无端端走进一家偏僻的酒馆，喝了能醉倒一头大象的烈酒，瞳仁和脸色显示出一种死人般的青灰之色。自知大限将至，却又无可奈何。
这些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值得听的故事，说不定很长呢。
但我对故事从来都没兴趣，有兴趣的人是约伯。
我在乎的只是约伯拿来跟我交换的东西而已。
把那人的衣服脱掉，我吃力地把他扛进卧室，把床推开。那儿有一个屏蔽门，不仔细搜检根本发现不了。推开后里面空间很大，分几个间隔，最大的那一个装设了无影灯、手术台，旁边有消毒间，最里面是整套实验室级别的化验设备。
如果有人发现这儿，毫无疑问会认为我是个杀人狂魔，以碎尸为乐，而为了不让发现的人这样想并且跑出去胡说八道，我说不定还真得这么做。
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带女孩子回来过夜，实在是令人悲伤。
不管怎么样，那儿其实是一个专业的迷你医院。
我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前戏，而后把男人摆上手术台，吹了一声口哨启动卧室里的声控音响，音响中传来令人安心的D大调《卡农》，这样的节奏，适合将一个人开膛破腹。
二
第二天是周末，酒馆在下午四点就会开门，我去得很早，但还不算头一个，里面早就站着几张宿醉未醒的老面孔，眼睛都对不上焦，他们各自占据一个角落，有的喃喃自语，有的摇头晃脑，有的不断地掉眼泪，这是一整个群体的自我哀怨时间。周末的下午四点，一家酒馆就像一个教堂，只不过这里供奉的神对肉体或精神都没有兴趣，唯一需要的献祭是信用卡或现钱。
约伯一如既往地在吧台后面坐着，看到我点点头：“搞定了吗？”
我坐上他对面的位子：“搞定了。”
如我所知，他绝不会马上露出明显的欣然之色，就像在玩Bull Shit一样，不管你摇出了几个六，开盅前都要保持平常心。约伯只是简单地说：“怎么样？”
我看了看四周的人，想借鉴一下今天用哪种酒开场比较适合回魂，但大家似乎都在做莫名其妙的祷告，谁也没点东西喝。
既然无从拖延，我只好说话：“微量元素中毒。”
“哪种？”
“一共十一种。”
“啊？”
“人为的，下毒的人是行家，经过长期的投放，让他体内各种微量元素超标，交叉作用影响内脏和神经功能，直到致命。分量、效果和时间都掌握得很准，对这人的身体状态也了如指掌。”
“长期投放？听起来有难度。”
“如果是他信任的身边的人就很容易。”
“意思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杀他，杀到某个点上就死了吗？”
“嗯，如果他昨天没有进来喝杯酒，现在应该都臭了吧。”
我不由自主地做了个鬼脸。命运无常，有时候像一个冷笑话。
约伯吹了声口哨，声音不大，但在各处自high的人都感觉到脑仁胀痛。
他的意思很简单：这次总算遇上点儿新鲜的了。
约伯让我救过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十号酒馆的顾客，原因也五花八门，有时单纯因为心情好，有时是他睡过人家老婆——或者将要睡人家的老婆，我从来不问，只要他付出代价——一笔钱或者一个人情。大部分时候我们现金交易，人情太贵，随时可能搭上性命，不适合作为常规货币流通。
但这次不一样。
“救他？干吗？”
这个男人不是熟客，与十号酒馆不存在那种微妙的感情牵连，他来了，走了，死了，没赊账，除了他点的那首歌不符合我的音乐品位，他几乎算是一个完美的顾客，适合被马上遗忘。
既然我问了，约伯就要答。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愿和熟人交往——你不必把自己想要遵循的人生法则都刻在额头上昭告天下，刺青技术再好，皮肤面积毕竟有限。
他想了想，说：“那个，是AFK的大老板——大卫·迪。”
AFK是价值以百亿计的巨大的商业集团，从亚洲起步，总部在纽约，我订了不少财经报纸和杂志，很熟悉那些巨贾的面孔。
我表示否认：“不对，AFK的老板是嘉吉罗勒，女的，前天还接受了重要财经节目的采访，没听说董事会紧急换人。”
约伯毫不动容：“你说的那个是AFK的高级管理层，我说的，是看不见的顶层。”
那些泼天富贵的真正所有人总隐形在传媒与公众的耳目之外，俯视众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唯一帮草民们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