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连规劝也没有尝试过。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文明出现腐败的行为，张居正自然是被蒙在鼓里的。不过，尽管如此，张居正对父亲的言行还是有所耳闻。因此，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父亲的态度：“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张文忠公全集·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总宪廖春泉》）这样说来，张居正是知道自己家人的不良行为的，只不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习惯允许腐败的行为存在，另一方面张居正也确实难以管住自己的家人，因此刘台所称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还是有那么一些根据的。然而，这也是再所难免的！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对两广总督刘尧诲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如此看来，张居正虽然自己对于那些“苞苴之使”和“钻刺之门”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他还是在努力改善自身，希望自己能够洁身自好，这样才不负自己的位高权重。
张居正十讲 第八讲 官员的孝顺与孝顺的官员
为什么要区分“官员的孝顺”和“孝顺的官员”？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前者强调了作为一个官员、政治家，他是怎样孝顺的；后者则在强调孝顺。
尽孝与治国的冲突俗话说得好，自古忠孝难两全。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死后，他就面临着这个难题。不知道是应该回家守孝，还是应该留下来继续辅佐幼主、治理国家。明神宗的屡次慰留，让张居正更加觉得为难。
从嘉靖三十七年到张文明生病的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整整十九个年头过去了。张居正从一个刚刚步入政坛的翰林院编修，变成了大明朝的首辅，执掌内阁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就。
与此同时，张文明这个放『荡』不羁的府学生也沾了儿子的光，摇身一变成了首辅的父亲。生活自然是不用愁了，有时甚至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辽王府的金银到手了、沙洲到手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可是，不管张居正的面子有多大，他也不能让时间止步。张文明转眼之间，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而且由于喝酒太多、生活没规律，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终于在万历五年生了重病。
张文明生病是在万历五年的夏天，他病得很重，有时甚至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居正自然忧心如焚。按理说，这时的张居正应该请假回家探亲的。可是，一个让他觉得为难的事情摆在了张居正面前——明神宗要结婚了。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是古代人，又是皇帝，自然要早早地把这事办了，以继承香火。
关于明神宗的婚期，经过反复的商讨，最终定在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三月。有人或许要说，张居正的父亲是万历五年夏天病的，明神宗在万历六年三月才结婚，这中间的几个月张居正完全可以回家省亲啊？有什么好为难的呢？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这可是皇帝讨老婆，非寻常人家可比。里里外外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就是那些繁杂的婚礼礼仪就够费周折的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首辅的张居正自然要起重要的调度和组织作用。因此，时间看起来有好几个月，其实并不宽松。如此紧张的时间里，父亲却又病了，怎么不让张居正觉得为难呢？他既想回家探望父亲，也要留下来主持婚礼，当然两头为难！
这样的情绪流『露』在了张居正写给朋友的信中：“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张文忠公全集·答司寇王西石》）张居正是在说，父亲的病虽然暂时有所好转，但是行动仍然不方便，风烛残年的景象让人不忍。本来是准备皇上结完婚走，可是婚期却在来年的三月，距离现在还有很久，因此只好度日如年了。
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或许他的心中在想：“没事，只要父亲还在世，我就有孝敬的机会。况且他只是生病了，家里不会缺医少『药』。可是皇上的大婚一辈子只有一次，还是这个要紧！”然而，就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个选择，使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在世的父亲见面了！
就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九月十三日，张文明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去世了。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通讯极为不发达。据说，在张文明死后十二天，也就是那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报丧的人才从江陵到达北京。张居正得知噩耗，自然悲痛万分，几日茶饭不思，为自己没有送终感到遗憾和内疚。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同道们纷纷前来探望和吊唁。明神宗是从吕调阳和张四维那里得知消息的，他对张居正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闻忧谢降谕宣慰疏》）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他感到无比的心痛，另一方面，他劝张居正不要太过悲伤，因为张居正非比寻常人，肩负有先帝的托孤重任，还要扶保社稷，真是从古到今都没有过的。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居正的父亲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感到欣慰，因而劝张居正要看在神宗份上，各自节哀。
神宗不仅降圣旨慰劝，而且赐予了财物若干，要求对张文明的身后恤典，一切从厚。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一方面神宗要表达对有功之臣的体恤，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安稳住张居正，使他不要因为父亲的去世耽误政务。在明神宗眼里，对皇上的效忠才是“大孝”，因此就算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也应该“以朕为念，勉抑哀情”！然而，张居正的丧父之痛岂是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就能安抚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下决心要按照明朝的丁忧制度回家守孝了！
夺情：自愿还是被动按照明朝的制度，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情。然而上有明神宗的挽留，下有自己放不下的政权，而这二者对于张居正来说，都是难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张居正最终还是无奈的留了下来。
在讲到张居正和明神宗为他是否遵守丁忧制度而争执不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制度。
首先，这个制度是适用在内外官吏身上的；其次，当这些人在遇到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丧事时，从知道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的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做“丁忧”；最后，这个守孝时期一满，守孝的官员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叫做“起复”。
以上是这个制度的主要规定，围绕着这些规定，出现了一些补充规定。第一个规定是“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第二个规定是“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这两个规定都是明英宗在位时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夺情”——在守孝的二十七个月中，如果皇上作出特别的指示，官员就不许解职，称为“夺情”。之所以这是个灵活的规定，是因为“夺情”一直以来就很少出现。当然，以上的所有制度规定并不适用于带军打仗的官员，这主要是基于战事的考虑，古人将这种规定称为“金革之事不避”。
在有如此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内心的哀痛，张居正按照惯例，向吏部提请将自己放回原籍江陵，准备守孝二十七个月。由于是张居正要执行“丁忧”制度，所以吏部接到他的提请，就向神宗作了汇报。神宗很快就下旨回复：“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不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了。“岂可一日离朕”，这句话说出了神宗的心思。但是，考虑到守制乃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废止，因此他还是允许张居正守所谓的“七七”之孝，也就是四十九天的孝，可以不用上朝。
看来，明神宗动用了“夺情”的制度规定。本来，按照一般的制度规定，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是张居正，所以才出现了接下来他和明神宗之间往复多次、关于是否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争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上疏和下谕吧！
明神宗不允许张居正守制的上谕一下来，张居正就立马上疏请求：“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