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 第38部分

　　　　其实，在张居正下决心整治明朝的“学政”问题之前，明朝『政府』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已着手整顿过。嘉靖十年的时候，明世宗曾经下旨说：“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明会典》卷七十八）这个问题积弊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虽然有『政府』出面的大力整顿，到张居正当政时，学政问题依然很严重，学霸依然非常嚣张。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学政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省的提学官，因为新增设的生员，就是他们干出来的好事。因此，在改革的开始，张居正认定只有管理好各省的提学官，才能够控制生员。他在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说服神宗特敕吏部要“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可是，改革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仍然没有见到问题的好转。于是，他上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比较了自己幼时所见之提学官与现在的提学官，认为前者“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而后者却“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所以，需要在提学官的人选上慎重选取。

　　　　改革已经一年，却未见成效，究其原因则在于“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也就是说，那些想要解决学政问题、奉公守法的人，往往被群起而攻之，而那些不愿改革的人却受到了赞誉。因此，如果想要真正地改革学政问题，首先就需要改革学风。所以，在这个上疏的后面，张居正列举了十八个整顿学风的条款，下面将主要的内容列出来：“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音同“帽”），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张文忠公全集·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以上三个条款，分别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提学官聚集学生，表面讲学，其实“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其二，生员的多而且庸滥问题；其三，生员的考核问题。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整饬学风的用心：首先，他反对游谈，提倡实用的学问；其次，他要把学霸的根源斩断，所以裁减学额；最后，他严加考察生员，不让他们滥竽充数。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于有了考成法的作用，到了万历初年，明朝的学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神宗下诏毁去天下书院。学额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至于生员的素质，自然也得到了提高。

　　　　在学政的问题上，张居正的确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为难。上文说过，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为，也是为了负起给天下当老师的责任。

　　　　他身为帝王之师，理应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老师，他整顿学政和学风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尽自己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然而，要尽到作为天下之师的职责，谈何容易？

　　　　大家想一下，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难道就不会开罪于人？要知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领导阶层，一旦得罪了这个阶层，就会引来一些麻烦和风波。那么，张居正改革明朝的教育制度，又得罪了当时的哪些领导阶层呢？其实，他得罪的是士人阶层。

　　　　不仅在明朝，在几乎整个中国古代，士人也就是读书人，都是政治的核心，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资源，既『操』纵舆论，也执掌政权。他们虽然在为皇权政治服务，但他们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其实，张居正自己也是士人出身的首辅。这种身份让他的改革有些尴尬：为了改革教育的弊端，他不得不向士人开刀；但是，他自己也是士人。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向自己的同类开刀。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士人，张居正比起那些学霸士人来，更加符合儒家意义上的士人要求，因此他就照着这个要求大刀阔斧地改革了，进而他也招来了士人阶层的许多非议。正是这些毫无理『性』考虑的非议，使得张居正改革教育弊病进而做一个优秀的天下之师的事业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因为在他之前，明世宗曾经主张沙汰生员，但却没有成功；在他之后，明思宗时的大学土温体仁也提出沙汰生员的主张，却遭到了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的弹劾而失败。因此，可以说，只有张居正的学政改革才真正取得了成效。看来，他对自己的同类下手，是下对了！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下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是很难取得如此成绩的。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仍然没有忘记继续整顿学政，他在一封信里如此说道：“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看来，张居正知道自己的改革得罪了人。然而，他的这封信，已经讲出了他的决心：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打破得失毁誉的担心，干好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振作明朝国势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十讲　名相式悲剧：谋国与谋身的失衡

　　　　张居正是一位功业卓绝的改革家，也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政治家。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却受到清算，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为什么张居正的身后事如此的可悲？

　　　　国之后事与身之后事

　　　　张居正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而且重病缠身，精力也越来越不好。他已经到了需要处理身后之事的时候了。然而，作为首辅的他不仅需要处理身后之事，而且需要处理他去位后的国家之事。这样一来，年近六十的张居正只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鞠躬尽瘁了。

　　　　俗话说得好，人食五谷杂粮，岂会不生病？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的张居正。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时，张居正已经五十七岁了。那年的夏天天气极为闷热，加上首辅繁重的公务，终于使这个精力过人的老人倒在了病床上。

　　　　按理说来，这时的张居正完全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或许是老天爷也舍不得这位治世的能臣吧，一方面年少的明神宗断不肯放他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大事也的确让张居正不能释然而去。

　　　　他只好拖着虚弱的病体，继续呆在首辅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些国家大事让张居正放不下心呢？不是说，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安定和富庶时期吗？难道张居正对这样的结果还不满意？的确如此。

　　　　大明朝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兴盛。然而，这只是一些微小的改进。对于积弊已深的大明朝来说，要改革的事情还很多。并且，在一些方面得到改善的同时，另外一些棘手的问题又来了，比如外患问题的变化，比如内阁人选的增定等等。年将耳顺的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偶尔有退休的想法，也不可能真正释怀退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用病体与那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国家大事搏斗到底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