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看到,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
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是不是也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这是其一;其二,在高端教育的繁荣景象背后,中国高端教育的成果是否同样骄人?
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以给为高端教育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教育一个清晰地交代。
11、被权力渗透的中国教育
我们用了很大篇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我们谈论了教育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我们还谈论了,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
这些问题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是与钱有关的大背景。可以这么说,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
然而,当我们为钱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时,还不能不看到,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还有另一个因素——权力的渗透。
在一个准权力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这个问题要比中小学突出得多,很值得用一定的篇幅来谈谈。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
最近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是上海某重点高校的年轻教师。书中有一个小章节,专门谈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那里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熊先生的这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校长
五六个副校长
一个党委书记
两三个党委副书记
二十几个机关部处
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院长
三五个副院长
一个总支书记
两个总支副书记
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是某电视台就《大学有问题》一书采访作者熊丙奇,请他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
节目中,主持人特意就书中的两句话“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向作者发问。可见大学里这种洋洋大观的官场给主持人留下了怎样强烈印象。
其实电视台也是严格地按行政级别设置编制的——国家电视台是副部级,省级电视台是司局级。按说,主持人也见过很多的处级干部和更多的科级干部,但她仍然对“处级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样的规模感到震撼。
有了这么庞大的官场,那么作为教育界的大学就非常不简单了。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肯定比抓好教书育人难得多。
“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行政部门会无所适从,人事部门会紧张起来,你周围同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人更是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要干什么?!”
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某文化单位的正局级领导。他家离单位很近,而他又因为身体不好很想每天走路上班。但不行,如果他这个一把手不坐小车,那么那许多副局级怎么办?还有许多正处级——尽管按国家规定不应该配备专车,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辆车名义上属于部门实则属处他自己专用的小车——又该怎么办?不行,他不能为了自己想走几步路就把那么多副局级、正处级亮在那儿,给全得罪了。
于是,笔者这位正局级朋友只好每天从早上走到公园(公园离他的单位不远),再走回家,等着乘坐他的专车上班。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这种精彩和劳累将理应十分单纯的大学变得精彩纷呈,变得不像大学了……
12、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这很值得,大学不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吗?
但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非大学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
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
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
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
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
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尤其当权力旁边没有像拉勃津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总之,根据这个权力定律,那些不直接从事教学、但“离领导最近”的人理应在利益分配中得到充分的照顾。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看到没有?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
难怪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