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吃人”。吃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名分呢，就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现实。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别看他们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都是专制暴政，都是大盗巨匪；“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儒学，儒学的一个支脉，比较接近于法家的一派。“乡愿”是什么呢？就是伪善，伪善之徒。秦政和乡愿这两者相互勾结，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还没有看出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还要焚书坑儒，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方面才磨合成一体了，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狼狈为奸的正统之路。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传统文化，虽然它表面上要批判传统文化。讲传统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只看那些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东西，而要看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专制。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一种粉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只是有时变换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汉代以后统治者认为还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两千年都是这样沿用过来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启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阶级斗争”的名分。当然这个“阶级斗争”是歪曲了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歪曲，但是对人的控制和集权是一样的，几千年一贯。所以文革以后，目前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热实际上并不触动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伦理。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实是最适合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的，它能够使专制的统治变得最为可爱，你受了它的统治和压迫你还心服口服，甚至心满意足，你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文化，关键就在于要澄清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前有所放开，但是基本上启蒙的理想从此被搁置而且越来越淡化。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走在一个启蒙理想越来越被拒斥的过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拒斥。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彻底的一次运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嘛，但是反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也就是“修正主义”，也是因为它靠拢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妥协，所以要反。而反对“封建主义”，虽然也有批判儒家的运动，“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来反儒家，用法家来反儒家。法家其实就是儒家的“里子”，儒表法里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个人，这不是儒家是什么？“忠”就是孔夫子提出来的嘛，“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专制体制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人想把它们二者分开来讲，讲儒家，专门讲儒家里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里面讲政治的那一部分撇开不讲，那是分得开的？在中国，你要讲道德，你就要讲政治；你要讲“修身齐家”，你就要讲“治国平天下”；你要讲“内圣”，你就必须要讲“外王”。这是分不开的，儒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这里，把内圣和外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然后在社会政治方面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法制，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试图从儒家中“开出”一种现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什么是“民本”？民本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体贴人民的疾苦，要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生存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要造反。这是对统治者所讲的一番话。但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治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专制者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什么自由，“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中国式的说法。自由是你“给”的吗？每个人都生来自由，不是谁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从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来？儒家的这种宝贵的东西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加强，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开始读经。这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启蒙运动，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甚嚣尘上了，到处都是反启蒙，回归传统。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吃药，拼命地回想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病，我现在就去吃过去没病的时候所吃的东西，能够把病吃好吗？还得吃药、打针，才能把病治好。所以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这种沉重的包袱简直可怕，死人拖住活人。改革开放刚刚迈开了一步，人民生活刚刚有一点起色了，于是又要回到几千年以前的那样一种腐朽了的传统里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幸好听他们这一套的人还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不信他们的说教。有个别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说的还有一点魅力，受他们诱惑，但是大部分人不管它，我们现在享受我们当前的生活，很多东西是西方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些崇洋媚外的，我们暂时不管它，但是至少传统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人了，不能够吸引大多数年轻人。
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估计，我这个估计在目前国内是比较孤立的，现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