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冯乃超、李初梨、钱杏■、彭康、杜荃等人。不说内容了，看看文章的题目，就知道陈独秀的话说得对与不对了——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写的。
《死去的了鲁迅》，钱杏■写的。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写的。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写的。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署名石厚生，成仿吾写的。
《又一个DonQuixote的乱舞》，侍桁写的。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署名杜荃，郭沫若写的。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他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都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主席的评价来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先前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连资本主义思想都没有，是二重的反革命，连人道主义者都不是，干脆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个不得意的法西斯分子——那就是革命的敌人嘛。后来党内一来指令，马上就改变了态度。死了以后更是不得了，要接受他的精神遗产，要继续他的战斗精神，攻打封建余孽，攻打帝国主义。这还不是说，没转变前是狗，转变以后就成了神吗？
转变说，即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已经成了鲁研界，甚至是全国文化界的共识。
我不这么看。
做什么都要讲道理。道理讲不透，就不能让人信服。不说一九三零年了，这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就说一九二八年吧，鲁迅是四十七岁，一个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人，跟几个共产党员接触了几回，看了几篇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思想就转变了，先前是进化论，马上就是阶级论了，先前是民主主义者，马上就是共产主义者了。谁信叫他信去，我是不信的。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儿。要是谈上几次话，看上几篇文章，这个办法真这么灵验，怎么不在胡适身上试试，在蔡元培身上试试，这两个人要是转变过来，对革命的贡献不是更大吗？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5）
我认为鲁迅到上海后，就没有什么转变，还是他原来的老样子，无论思想观念，还是为人行事的方式，原来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出于一贯的个性，一贯的斗争的需要，更加猛烈地攻击他原来就在攻击着的人。
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的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一下子我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儿，干脆说白了，就叫“闹翻了”吧。也就是说，他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也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不是鲁迅在变，是局势迫使鲁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是我们需要他变。只有变了才能说他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
顺便说一下，我也不同意“利用说”，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较为恰当的说法应当是，鲁迅和共产党合作。一九二七年鲁迅的声名已经衰落了，走到哪儿都待不长，没办法来到了上海，可说是孤苦伶仃、走投无路。一到上海就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就和项羽到垓下一样，四面楚歌，杀不出重围。正好共产党来做工作，推他当国统区文化战线的旗手，何乐而不为呢？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不存在着转变，也不存在着利用。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我是有我的用意的，不妨说是有我的险恶用心的。现在该老实交待了。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嘛，你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可惜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先就不允许。因为对个人的反感，怨气越来越大，积恨越来越深，自觉不自觉的，也就走上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道路。
鲁迅是怎样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
有人说是肇始于一九二五年夏天的女师大风潮，有人说是结怨于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当然了，女师大风潮是应当重新审定的，比如说，一方是几个有留日背景的前任校长、教授和官员，年纪都相当大了，总在四十大几吧，一方是留美归来的较为年轻的女教育家，你们都知道，就是杨荫榆，当时是女师大的校长。光这一点就应当掂量掂量。杨荫榆是个什么人，不能光看鲁迅的文章，还应当看看杨绛写的那篇《回忆我的姑母》。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母，早年留学日本，当过女高师的“学监”，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恶婆婆式的校长呢？不说这个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各种资料比照着读，我想一定会得出不太一样的结论的。最近我看到张耀杰先生在二零零四年第一期《长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中的鲁迅和许广平》，就涉及这个问题。
说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的结怨是因为“三一八惨案”，说鲁迅是同情学生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陈西滢、徐志摩、胡适等人，不同情学生，认为被打死打伤是活该，是为段祺瑞政府说好话，我认为这简直是胡扯。这些人都是受过英美教育，又大都在大学教书，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陈西滢就“三一八”惨案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过，我怎么就看不出他是归罪于学生，为段祺瑞政府说话的呢。这在情理上就说不过去，可是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教科书上，《鲁迅全集》上，都是这么说的。出事的那天，徐志摩正在渤海的轮船上，回来后编《诗镌》首期，在《诗镌弁言》中说，“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上面发表了闻一多的诗《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