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香港已回归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说？且容我问上一句，我们搞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这回事呀，又该怎么解释？
篇幅关系，还有个问题不想细说了，这里只提个醒儿，从王朔的言论中我嗅出了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味儿。他的嘲讽对象，几乎全是对准知识分子的，对准文化人的。他也批评社会，其心态是，你们懂得什么，这是咱家里的事，咱最知底细。骂吗，看咱是怎样骂的，你们敢这么骂吗？一副豪门恶少的腔调。他的小说写得好，全是沾了心态好的光。一个什么脏话赖话都敢说的作家，怎么不让草民百姓看了大过其瘾。
王朔不是个蠢人，挺聪明的。若认真读书，走正道儿，未必成不了大作家。我在一篇文章里还说他有大师品格呢。算我走了眼。年轻人不学好，神仙也没招儿。
酷评王蒙
王蒙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至少是文学界公认的。官做到部长而能保持自身的高洁，绝对是大聪明。只是他忘了一点，同样的聪明用在文学创作上而不知收敛，就不能说是大聪明了。写作需要聪明也需要愚执，需要放纵也需要收敛，需要狂傲也需要自省。需要知道自己的长处，也需要知道自己的短处，如其不是更为需要的话。
韩石山酷评王蒙
写王蒙的这三篇，第一篇和第三篇隔了十好几年。约略说来，正是王蒙写作的三个时期。第一篇《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一九八八年写的，当时他正当着文化部长，光焰万丈，如日中天。第二篇《王蒙，是又怎么样》，一九九二年写的，他已丢了部长的官儿，正遭到一种大有来头的批评，史称“稀粥事件”。第三篇《“抡圆了”的风险》，二零零四年写的，这年春天他的长篇小说《青狐》刚刚出版，文化界里正在掀起一股烈焰腾腾的王蒙热。
我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写第二篇时，没有想到与第一篇有怎样的关联，写第三篇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与第二篇有什么关联。然而，如今一看，恰在他的三个关键时期，都写了批评文章。是不是可以说，即时性的批评，也自有它长久性的意义？真要是这样，我该为自己敏捷的反应而感到自豪。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篇有肯定也有批评，第二篇看似嘲讽，实则是声援，第三篇就全是批评了。也就是说，随着王蒙的声望日高，批评的力度也越大。从做人上，这是一种失败，至少也不是合时宜，但从批评的品质上说，是越来越高了。
需说明的是，《“抡圆了”的风险》初发表时，署的是我的另一个笔名“方仲秀”。也不是这个标题，一则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二零零四年第十一期）上发表的。这不是主要原因。再则，是不是也有不愿意开罪这位文坛大佬的意思？得承认，是有的。事情缘于，二零零三年秋天，我曾受邀参加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国际研讨会，人都有见面之情，此后再想写批评王蒙的东西，心里先就有了障碍。不愿开罪，心里又痒痒的想写，写出来只好在自己编的刊物上用笔名发了；寄给别的刊物，人家就知道是谁写的了。
且在这里记下我的卑劣。
王蒙：是又怎么样
早就听说《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又听说王蒙向当地法院起诉，控告《文艺报》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地处山野，耳不聪目不明，听这些传闻，就像听中东战争一样，又新鲜又遥远。
很想找份刊物找份报纸，看看小说是怎样的小说，批评是怎样的批评，总也提不起那个兴致。王蒙自当了文化部长后，他的小说我很少再看，我不相信一个当今的文化部长能写出怎样的好作品，不管他先前写得多么好——将先前的敬意完整地保持下来就足够了。而《文艺报》，两三年来我连摸也不摸了。
感谢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作家报》上刊载的综述文章，使我这样懒散的人，能对这场论战的详情有所了解。知道除《文艺报》外，《中流》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发表过评论文章，王蒙自己也写过辩护文章，发在《读书》上。
我看了两遍，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就像在看一场《三岔口》，刀光剑影，摸黑儿对打。对一个卸了职的文化部长写的这样一篇小说，哪用得着如此大张挞伐。另一面呢，批评由他去批评，哪用得着上诉，又哪用得着如此的辩护。
以我这山野之人看来，这场论战原本就不应该发生，若发生也不该是这样的态势。我们刚刚许诺，让作家们心情舒畅地写作，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言犹在耳，怎么就又打又抓又戴起来了？刚刚还批评作家脱离生活，怎么对一篇稍稍贴近生活的作品又如此苛求，无限上纲？再说王蒙，前些年还“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怎么刚刚卸任没几天，就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全无先前的潇洒平和之态？你说的那些写作经过，不过是初学写作者的常识常规，若批评已在常识常规之外，作这样的辩白，岂非自作多情？
批评一方的重头文章，是《文艺报》上的《评小说〈坚硬的稀粥〉》，全文万余字，堪称近十几年来少见的报纸批评文章，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声势煊赫的大块文章差可比拟。该文认为，“稀粥”中的这场改革，是作家虚拟的，但它与我们眼下的改革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讽刺性小说对生活的反映还有它独自的特色。简言之，“稀粥”中的这场改革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缩影的关系，尽管在写法上类似“看似不经”，然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实质上却是反映现实，缩影现实，批判现实，讽刺现实的。
而王蒙在《话说这碗粥》一文中，也承认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其中有对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弱点的嘲笑。批评的主要矛头直指食洋不化、全盘西化、追逐时髦、盲目幼稚而又大言不惭的“儿子”，兼及“徐姐”、“爸爸”、“堂妹夫”。而小说中的“爷爷”，恰恰是他塑造的一个宽厚、慈祥、开明而又从善如流的人物。
也就是说，两边都承认是讽刺小说，只是在对讽刺的对象和讽刺的程度上认识不同。对象的焦点集中在“爷爷”身上，一方说你太不尊重我们的“爷爷”，一方说我是那么热爱我们的“爷爷”。程度的差异在于，一方说你是批判现实，讽刺现实，一方为自己开脱，说我只是讽刺了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和弱点，态度十分的端正。这开脱不过是机警的躲闪，像京剧《三岔口》中的那位投宿者，躲过了店主那最初的一击。长期以来，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凡遇批评，尤其是那号咄咄逼人的政治批评，总是躲闪、逃遁、辩白、求饶，先做出一副挨打的架式。整个思维过程全错了。为什么不可以回过身来，坦坦荡荡地反问上一句：是又怎么样？
道理明摆着，党中央一再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具体到目前，就是要深入改革的生活，反映改革的现实，廓清改革途中的一切思想障碍，为改革大业鸣锣开道。而要做到这一点，讽刺甚至抨击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若一味粉饰现实，歌功颂德，岂不违背了党中央殷殷号召的初衷？既然如此，像“稀粥”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过错？只恨其少，还能一个都嫌太多？——批评者做出一副捍卫改革成果的骁勇模样，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殊不知正在做着堵塞言路，扼杀创作，也即阻挠改革，破坏改革的勾当。再问一句，那些“微言大义”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出来，也不朝那方面想，怎么偏偏诸位能看得出来，要朝那方面想，这不正说明尔等心里先就存下了不敬的念头么？若以“腹诽”见责，又该当何罪？
王蒙的过错在于，既有勇气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就应当有勇气捍卫它的纯洁，若不自信，获奖就该婉言谢绝。若自信，对那样粗暴的批评，则应当要么置之不理以示鄙弃，要么奋起抗争以示刚正。如今作出这样无力的辩白，形同乞讨，只能说有些句子也还油滑可喜，不失王蒙本色。当过文化部长的人，没有一点文化人的气节，实在令人失望。去的已经去了，该来的总会再来。连这么点骨气都没有，怎么对得起信任你的读者，身为中央委员，又如何对得起器重你的中央？
山野之人，粗鄙之言，不管当说不当说都一并说了。知我罪我，由他去吧。
“抡圆了”写的风险
一个业已退出文坛的老兵，偶尔还能参与文坛的热门活动，世上若有这样的幸运者，我要算是一个。这自然是因为当下的文坛还没有执行“一刀切”的政策，还有几个怜老惜贫的君子人，知道山西的黄土高坡上有一个为文学竭尽了忠诚，虽年迈力衰而依然辛勤地耕作着的老农。自从当了一家刊物的编辑，我就把自己定位为退出了文坛。退役了的运动员最好的安置是当教练或陪练，退役了的作家当编辑也不能说是丢人。绕了这么大的弯子，我只是想说，本年春天承朋友的美意，参加了在济南的一个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
几十个与会人员中，只有我老实声言已有十年不读小说了。自知身世的卑贱与学识的浅陋，除了酒宴上尽情地喝酒之外，就是一头呆鹅似的听与会者滔滔的发言。大多是听不甚懂的。毕竟曾在文坛厮混多年，也有几句还能听个大致明白。有一天谈到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某公赞美王蒙的长篇小说《青狐》，说是如何的好，如何的妙，且引用王先生的话说，书中有许多情爱场面，是王先生“抡圆了写的”。又有人说，书中的人物大都有所指，谁是指谁，谁是指谁，这些我就听不大明白。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