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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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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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类似的标准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上面这一些也就够了。统而言之,能达到问题的前一半的,就是好书。若只能与后一半相合,这就是坏书。
  拿上面这些标准来衡量池田大作先生的《人生箴言》,读了这一本书,谁都会承认,它能鼓励人前进;它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它能增加人的智慧;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它能给人以力量;它能鼓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它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总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它能帮助人明辨善与恶,明辨是与非;它能帮助人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不致迷失方向。
  因此,我的结论只能是:这是一本好书。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上面讲得太空洞,不够具体,我不妨说得具体一点,并且从书中举出几个例子来。书中许多精辟的话,洋溢着作者的睿智和机敏。作者是日本蜚声国际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家。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芒。读这样的书,真好像是走入七宝楼台,发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好像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本书“一、人生”中的第一段话,就值得我们细细地玩味:“我认为人生中不能没有爽朗的笑声。”第二段话:“我希望能在真正的自我中,始终保持不断创造新事物的创造性和为人们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社会性。”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态度,真可以振聋发聩!我自己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特别欣赏这一段话:“‘老’的美,老而美——这恐怕是比人生的任何时期的美都要尊贵的美。老年或晚年,是人生的秋天。要说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种霜叶的美。”我读了以后,陡然觉得自己真“美”起来了,心里又溢满了青春的活力。这样精彩的话,书中到处都是,我不再做文抄公了。读者自己去寻找吧。
  现在正是秋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就在我的窗外。案头上正摆着这一部书的译稿。我这个霜叶般的老年人,举头看红叶,低头读华章,心旷神怡,衰颓的暮气一扫而光,提笔写了这一篇短序,真不知老之已至矣。
  1994年11月8日 
 
  


三论人生
  三论人生
  …………
  造化小儿对禽兽和人类似乎有点区别对待的意思。它给你生存的本能,同时又遏制这种本能,方法或者手法颇多。制造一个对立面似乎就是手法之一,比如制造了老鼠,又制造它的天敌猫。
  对于人类,它似乎有点优待。它先赋予人类思想(动物有没有思想和语言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又赋予人类良知良能。关于人类本性,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不大相信什么良知,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又无从反驳。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极少极少之谓也。即使是极少极少,总还是有的。我个人胡思乱想,我觉得,在对待生物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本能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一点点“几希”。
  我们观察老虎、狮子等猛兽,饿了就要吃别的动物,包括人在内。它们绝没有什么恻隐之心,绝没有什么良知。吃的时候,它们也绝不会像人吃人的时候那样,有时还会捏造一些我必须吃你的道理,做好“思想工作”。它们只是吃开了,吃饱为止。人类则有所不同。人与人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有的人确实能够遏制自己的求生的本能,表现出一定的良知和一定的恻隐之心。古往今来的许多仁人志士,都是这方面的好榜样。他们为什么能为国捐躯?为什么能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就是这样的人。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只有这样的人能有。禽兽中是绝不会有什么“脊梁”,有什么“浩然之气”的,这就叫做“几希”。
  但是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能够做到,有的人就做不到。像曹操说:“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他怎能做到这一步呢?
  说到这里,就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伦理学,不知道怎样给道德下定义。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到了曹操那样,就算是坏到了顶。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普天之下倒是不老少的。说这话,有点泄气。无奈这是事实,我有什么办法?
  1996年11月13日 
 
  


禅趣人生
  我的人生感悟
  禅趣人生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女士给我来信,说要编辑一套“禅趣人生”丛书,“内容可包括佛禅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学者对于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给被大众文化淹溺着的当今读书界、文化界留一小块净土,也为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尽一份努力。”无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想法,有意义,有价值,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拥护。
  但是,我却没有立即回信。原因绝不是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任务过分重大,我惶恐觳觫,不敢贸然应命。其中还掺杂着一点自知之明和偏见。我生无慧根,对于哲学和义理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禅学,我更感到头痛。少一半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总觉得这一套东西恍兮惚兮,杳冥无迹。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然而困难也即在其中。既然无迹可寻,我们还寻什么呢?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著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
  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这种审美境界和思想境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要求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据我个人的看法,分析只是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此外还有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东方人所特有,至少是所擅长的。我现在正在读苗东升和刘华杰的《混沌学纵横谈》。“混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有无限前途的学科。我曾多次劝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注意“模糊学”和“混沌学”,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我说话也有了根据,而且理直气壮了。我先从这本书里引一段话:“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这些想法,我曾有过。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实如空谷足音。对于中国的“禅”,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切入”(我也学着使用一个新名词),去理解,去掌握?目前我还说不清楚。
  话扯得远了,我还是“书归正传”吧!我在上面基本上谈的是“自知之明”。现在再来谈一谈“偏见”。我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哲学的,针对“义理”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脑袋呆板,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词。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心理状态。
  现在杨女士却对我垂青,要我作“哲学思考”,侈谈“禅趣”,我焉得不诚惶诚恐呢?这就是我把来信搁置不答的真正原因。我的如意算盘是,我稍搁置,杨女士担当编辑重任,时间一久,就会把此事忘掉,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然而事实却大出我意料,她不但没有忘掉,而且打来长途电话,直捣黄龙,令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有点惭愧,又有点惶恐。但是,心里想的却是:按既定方针办。我连忙解释,说我写惯了考据文章。关于“禅”,我只写过一篇东西,而且是被赶上了架才写的,当然属于“野狐”一类。我对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却是“居心不良”,想推掉了事,还我一个逍遥自在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颇为得意的时候,杨女士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而且还是两次。昔者刘先主三顾茅庐,躬请卧龙先生出山,共图霸业。藐予小子,焉敢望卧龙先生项背!三请而仍拒,岂不是太不识相了吗?我痛自谴责,要下决心认真对待此事了。我拟了一个初步选目。过后自己一看,觉得好笑,选的仍然多是考据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病入膏肓,脑袋瓜变成了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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