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很奇怪。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东语系公社派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在从抄家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有关他的“罪证”。原来，公社派在季羡林自己跳出来反对聂元梓的时候，虽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们苦于“罪证”不足，难以下手，所以迟迟不能行动。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先抄家，后取证。希望从抄家出来的材料中取得“证据”，然后证明抄家和打倒是正确的，所以才拖了好几天。结果，他们“胜利了”。
到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
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学生，有时候还微露窘相。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的缘故吧。最后，审讯者终于抛出了“底”来。
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审讯者说这是季羡林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季羡林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季羡林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他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半多，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负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足见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罪证”。季羡林向审讯者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他态度恶劣。
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季羡林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房间里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季羡林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他态度更加恶劣。
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前面说过，季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士可杀，不可辱
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他连夜失眠。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宋美龄则变成一个美女蛇。他更吓了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
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
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
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
他选择了死亡！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他继续写道：
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据《北京大学纪事》公布的材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
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海А！拔母铩笨济患柑欤头裁咭┳陨绷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