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
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牛棚杂忆》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他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不想自杀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传统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
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
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心里一愣，几乎昏了过去。他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这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极大的仇恨，都能置他于死命。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连个可钻的地缝都没有。他想，干脆“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打倒”口号喊过之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然后，到季羡林家抄家的王某某，便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季羡林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全身精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造谣、罗织、说谎。季羡林此时已不感到忿忿不平了——惯了。发言者说到激动处，“打倒”之声震天动地，宇宙间仿佛真的充满正气，于是群众激动起来了，已经不满足于口喊“打倒”，而是逐渐围了过来，对季羡林拳打脚踢，把季羡林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于是再“踏上千万只脚”。
季羡林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身体更加衰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殴打呢？他索性躺在了地上，任人拳打脚踢，让他们踢个淋漓尽致，尽兴方休。
批斗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季羡林忽然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季羡林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群众的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又追出外文楼，仍然是拳打脚踢。季羡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最后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儿才稍有缓和。这时，季羡林已经快逃至外文楼东面的民主楼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胸腔里。喘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用手一摸，全是血和汗。他就这样走回了家。
季羡林又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
难熬的1968年春天
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在这段时间里，北大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全校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它实际上是由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把持的，井冈山不承认，称之为“派文革”，因此名存实亡。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并且卷入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和“地派”两大派的斗争中，外校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声援自己一派的战友，经常到北大来参予北大两派的斗争。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
为了平息武斗，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校文革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承认校文革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而井冈山则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没能实现两派的联合，宣传队促进两派联合的任务未能完成。
不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却也办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实行“每日生话毛泽东思想化”即：（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一时间，校内开始修建毛泽东塑像，到处可见毛泽东语录，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泽东请示，晚上回家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开会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家则努力背诵毛泽东语录。整个校园内红旗招展，语录随处可见，人人胸戴毛泽东像章，言必称语录，行必带红宝书，真正形成了“生话毛泽东思想化”。解放军宣传队办成的另一件事是按周恩来指示，劝周培源“下山”，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