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只是陈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先生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但是惟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除了上课以外，从未去陈先生家拜访过。有时候，在校园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服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陈寅恪先生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形象，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季羡林的提携与帮助，则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旁听生。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他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好像还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朱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
陈、朱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结识名流
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后，冰心先生已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季羡林与她重逢，向她谈起当年被逐之事，冰心先生说，她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是，旁听郑振铎先生的课，就大获成功，而且由于听课，季羡林与郑振铎先生后来成了忘年交。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由于从小就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前去旁听。郑先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郑先生没有丝毫的教授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对青年人十分爱护。郑先生不但邀请季羡林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且在他与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当季羡林看见自己的名字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既受鼓舞，又颇为得意。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沈从文先生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那些描写湘西怪异风土人情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大学生们。季羡林也是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他认为“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沈从文。”季羡林认识沈从文先生，实出于一件偶然的小事。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季羡林读了感觉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文章登出后，听说沈从文先生有一些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先生，同时请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他那篇书评抽掉。就是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小事，他和沈从文先生便认识了。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本不应该成为朋友。可是，沈从文先生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这使季羡林十分感动。最令他难忘的是，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之先生，场面十分隆重。沈从文先生居然也请他参加。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对沈先生为人的宽厚、朴实十分敬佩。从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季羡林上大学期间，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年暑假，他回济南老家，他的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老同学李长之，突然告诉他准备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而且要请他作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季羡林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季羡林从高中时代起，就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他都读过。他特别欣赏老舍作品中幽默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对老舍先生十分崇敬。现在自己竟要陪这位著名作家吃饭，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心里忐忑不安。及至见到老舍先生后，才发现老舍先生全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摆架子的名人。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来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季羡林就同老舍先生认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曾因私或因公，与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冰心先生、郑振铎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等，多有交住。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清新俊逸”清华园
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除了老师们的教诲直接影响他后来学业的成功外，清华的校风对他思想和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学校的学生，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一些，通俗地说，就是有点“洋气”。
清华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完成了手续。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这是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这里面并没有虐待新生的敌意，反倒是老生对新伙伴充满友情的玩笑。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有人看不惯，其实，这正是清华校风清新与活泼的表现。类似“拖尸”的活动，还有不少。季羡林入学后，因为有同乡——篮球队队长的保驾，侥幸未被“拖尸”。当时为此颇为沾沾自喜，事后想起来却深感遗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易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当时清华的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买二十袋面粉。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学生是很难接近他们的。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学生一般都利用自己主编的刊物《清华周刊》，同教授开玩笑。
第一件事是开俞平伯先生的玩笑。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他自己能写诗填词。他在中文系讲授唐诗宋词课，讲得很有特色。在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地朗诵。有时还闭上眼睛，仿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