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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归来
在车站上，老朋友张天麟、牛西园，以及使馆的人，前来迎接季羡林一行。接着他们便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报到，并且领到了十月份的救济费。当时国民党政府指令驻瑞士使馆，竭尽全力，救济沦落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以争取留学生回国。因为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又没有卷入二战，所以这里的公使馆俨然成了整个欧洲的代表。所有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这里集中。
季羡林一行抵达伯尔尼的次日，10月10日，正赶上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晚上，使馆举行庆祝“双十节”的宴会，来自欧洲各国的留学生，济济一堂，热闹非凡。季羡林孤身一人长期生活在哥廷根，十分寂寞。此时见到这么多的同胞，心情激动万分。宴会上又准备了丰盛精美的中国饭菜，使在饥饿地狱里呆了多年的季羡林垂涎欲滴。当他正准备狼吞虎咽，大干一场时，忽然想起了德国医生的忠告：人如果饿得时间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就会失掉饱的感觉；此时如果放开肚皮去吃，就有可能撑死。于是，他立刻警惕起来，不敢畅所欲吃，只能解馋即止，从而未酿成大祸。
在瑞士停留期间，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季羡林在同久违了的国民党外交官打交道时，便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这些国民党官员，一个个不学无术，对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媚骨，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可这帮人在留学生面前，却要摆出一副官僚的臭架子，装腔作势，颐指气使。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胆敢暗中克扣国内汇来救济留学生的美元。这种卑鄙的勾当，使留学生们大为愤怒。在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公使大人不得不把克扣的钱吐出来发给大家。从这件事情中，留学生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对付南京来的外交官，态度必须强硬才会有效；如果同他们讲理，反倒会受欺侮。季羡林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后来半年多的归国途中，他同留学生们一起，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同那些腐败奸滑的官员，大吵大闹，据理力争，才可能得到一点应得的“救济”。
季羡林一行在瑞士停留了近四个月。1946年2月才离开瑞士，踏上回国的归途。他们回国的路线是：从瑞士乘火车到法国马赛港，然后乘法国运兵船到越南西贡，再从西贡乘船到香港，最后从香港乘船抵上海。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切尚处于混乱状态，途中遇到多次风险。从地中海经红海到印度洋时，战时埋设的水雷尚未清除。船行至此，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在这段海域行驶，全船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总算老天保佑，没有碰到水雷，顺利驶出了雷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从西贡到香港，换乘较小的船。船遇大风，在滔天巨浪中颠簸。虽然船开足马力，破浪前进，是一整夜竟然寸步未移动。季羡林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呕吐不止，食物吐完之后，从胃里吐出的全是绿水。他在甲板上，昏昏沉沉地躺了两天。这次行程，从1946年2月2日出发，至5月19日抵达上海，历时三个多月。其间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旅行。
但是，在回国途中，比身体受折磨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内心的矛盾和心情的沮丧。
当船离开马赛港，向东方行驶时，他的心情本来是很好的。又兴奋，又激动，万千思绪，联翩而至。他想：十一年的异域背井离乡的生活就要结束了。祖国就要展现在眼前了。他有千言万语要向阔别了多年的祖国母亲倾诉。但是，离祖国越近，他听到有关祖国的消息越多，看见自己的同胞也越多，他那满腔热情像是迎头被泼了一盆冰水，渐渐地凉了下来。
自从在瑞士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打交道后，他的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到了西贡，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南京政府在西贡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领事馆，派来了总领事，以及领事和副领事等一班人马，管理越南华侨事宜。总领事馆实际上成了一个大衙门，把国内衙门那一套弊病全带到了国外。西贡的华侨本来是很爱国的，但常常受到领事馆的盘剥和和刁难。有些华侨吃了亏，投诉无门，只好忍气吞声。季羡林等一批留学生到了西贡，华侨们以为他们都是有后台的中国人，不然怎么会出洋镀金呢？于是便把他们看成了“青天大老爷”，纷纷前来告状。留学生们个个年轻气盛，对国民党的外交官，早已痛恨有加，听了华侨们的诉苦后，一个个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他们把华侨们的苦衷和要求统统向总领事和盘托出。总领事也模不清这些年轻人的底细，只好唯唯诺诺，有的事也居然办成了。留学生们为了给领事馆一点颜色看看，第一次吃饭时，看到餐桌上摆着竹筷子，便故意说：“这不行，必须换象牙筷子。”这当然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第二天吃饭时，就一律是象牙筷子了。季羡林在1946年3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
十点同他们到领事馆去见尹凤藻（总领事）。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去。一见面，态度非常不客气。我心里大火，向他顶了几句，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真没办法。
4月13日，日记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早晨六点起来，吃过早点，同虎文、士心、萧到领事馆去，交涉订在大中华的舱位。老尹又想狡赖，看我们来势不善，终于答应了。
从两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季当时真实的心情。
到了香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出面接待留学生。他把留学生们打发到一个鸡毛店似的小客栈里住。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客栈里住的都是一些小贩、流浪汉和身上长梅毒的人。这些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抽劣质香烟，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使留学生们难以忍耐。一天，特派员召见季羡林等留学生，商谈去上海的问题。当留学生们走进特派员的办公室，大吃一惊。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个特派员的办公室，竟然其大无比，装修极为豪华。这位特派员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出一副官架子。季羡林与同去的留学生一看，心里完全明白了，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便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一坐，立竿见影。特派员立刻站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乘船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季羡林对香港虽然久仰大名，但从未去过，这次是初到，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不像今天这般豪华，还是个很“土”的城市。更由于季羡林刚从欧洲回来，把香港同柏林、伯尔尼、马赛这些欧洲的大城市一对比，更显出它的“土”气。这且不说。香港当时没有一点文化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很困难，使他大为失望。更让他反感的，是从鸽子笼似的屋子里传出来的打麻将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从天而降，吵得他心烦意乱。这当然是一介书生对香港的印象。如果换了别人，那印象可能完全不同。
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开往上海的船。他的心情开始很激动，然而船上的混乱现象，又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在这条船上，统舱之下还有甲板一级。到处都是包裹，有的整齐，有的凌乱，有的包裹里还飘出了咸鱼的臭味。到处都是人，每个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抢占地盘，有人出钱，就能得到。因此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哗之声，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烟，统舱里烟雾迷漫。这种烟雾，再混上人声，形成一团乌烟瘴气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进所激起的海涛声，同这大合唱相比，简直像小巫见大巫，有时连听都听不见了。
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和二等舱，算是船上的“特权阶级”。不管外面多么脏，多么乱，只要把门一关，舱内还能保持安静和干净。但是，有时他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必须到甲板上去。其实只需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甲板，但是，就这几步路，也是异常艰难的历程。因为他们必须在挤得像沙丁鱼的人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来，才能到达甲板。到了甲板上，他忽然发现，在横躺竖卧的人丛中，有一位年轻女子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同他们一起上船的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的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呆在这个鬼地方？只见她此时正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这使季羡林吃惊不小。他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看着她的表情，他怀疑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大为愤慨，多日郁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