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词典也许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并未出版，其中有的至今也未出版。至于它们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就只有天晓得了。
引述季羡林在“大跃进”年代写的文章，目的只在说明，季羡林也是一个凡人，他当时同“六亿神州”一样幼稚，并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金睛火眼、远见卓识。他虽是留过洋的教授，但是在“全民无意识”的狂热社会环境中，知识和智慧也帮不了忙，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接着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挨饿，浮肿病四处蔓延，校医院门口排上了长龙。北大不得不“减少生产劳动、停止剧烈的文化体育活动、暂停体育运动会、严格控制会议。”党委的中心工作是“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从全校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食堂工作，口号是：“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
两年前燕园里大跃进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的风光顿时销声匿迹，眼下是一片偃旗息鼓，冷清萧条的景象。
季羡林曾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我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说过。”实际上，在这段“困难时期”，季羡林的精神面貌反而格外地好，从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散文这点上，便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再说。
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就惹了大祸。一场反“左”变成了反右。“反右倾”运动从上而下，铺天盖地而来，又打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
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
众所周知，这四个人虽然政治信仰不同，职业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爱国者，都是敢讲真话的硬骨头，都是因为讲真话而蒙冤受屈的。从季羡林“最佩服的人”，也可看出季羡林本人的性格和信念。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他说：“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庐山会议后，“大跃进”狂飙再起，跃进，跃进，再跃进，直到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发烧的头脑才暂时冷静下来。可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刚刚好转，又开始了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忽然发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任何一个运动都不能少：“反右倾”、“拔白旗”、“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教育改革”、“学毛著”、“学雷锋”、“反修防修”等，又经过了数不清的运动。北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运动，都已经锻炼成了“运动健将”，行家里手。无非是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家都习惯了这一套，不再感到新奇和害怕，反而变得麻木了。季羡林也跟大家一起，在时紧时松，时强对弱的运动中度过了四五年乱哄哄的日子。
啊！朗润园
季羡林在中关园一公寓一住就是十年，始终是单身一人。到了1962年，叔父去世，他便把妻子和婶母接来北京同住。可是中关园一公寓的房子住不下三个人，于是学校便分配给他朗润园公寓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当时13公寓刚建成，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
朗润园在北大校园的东北部，这里原来是明清名园之一，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190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朗润园也变成一片荒芜，只剩下一弯湖水，一座土山。1962年北大开始在朗润园旧址修建职工宿舍，共建了六座，结构一样，都是四层，两个门洞。五座在湖东边，由南向北排列8－16公寓；在湖的北部偏西，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就是朗润园13公寓。
在燕园院墙里面，还有一个园叫燕南园，与朗润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燕南园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住，园中错落地建了十六幢西式小洋楼，楼周围是小花园，楼与楼之间有水泥铺的小路相通，满园树木参天，绿草如茵，分明是一派欧式庭院风格，与燕园内整体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迥然不同。
燕南园地处校园中心地带，围墙外就是图书馆、学生宿舍、商店、食堂、篮球场，人声鼎沸，喧闹异常，但是园内总是静悄悄、空荡荡的，人迹罕见。教授们住在这里真是闹中取静，想必会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受吧。这里一向被视为燕园的“世外桃源”。自燕京大学建校以来，学校著名的教授大都住在燕南园。到了1962年，像著名教授冯友兰、王力等也都住在这里。冯友兰的“三松堂”也因此地而得名。80年代初，季羡林曾经有希望住进燕南园，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为了纪念这段因缘，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燕南集》。
可是，时移事易，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人人向往的燕南园，因年久失修，更兼“文革”期间抢占住房的破坏等原因，已经变得草木凋零，小楼颓败，杂草丛生，一幅“废园”的凄凉景象。与其相反，当年荒凉的朗润园，如今却是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一派旖旎风光。朗润园现在是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有一次，季羡林同一位老朋友去庐山归来，老朋友到他家拜访，看见朗润园的风景，对他说：“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还到庐山去干什么？”可见朗润园给人的印象有多美。
季羡林自从搬进朗润园13公寓后，便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单身生活，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季羡林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一家给左邻右舍的印象是忠厚俭朴，古风古貌，还带点乡土气。三位老人的人缘极好，他们受到朗润园老人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与邻里的关系也很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季羡林人称“季爷爷”，妻子彭德华人称“季奶奶”，婶母人称“老祖”。孩子们见到他们，大老远就喊：“季爷爷好”，“季奶奶好”，“老祖好”。三位老人也会含笑回应一声：“真乖，好孩子。”
季羡林家里也是一团和气。季羡林自己说：“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自从我六岁到济南后，六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为过。”
老祖虽然年迈，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务主要靠她。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霸气书库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没想知道，在这方面她和季羡林之间可以说毫无共同语言，但是，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婶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
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都会黯然失色。
此时，季羡林的女儿婉如、儿子延宗都已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并且都成了家。每逢节假日，女儿和儿子带着家人来朗润园团聚，季羡林家三间屋子便人满为患。祖孙三代，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季羡林这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烦恼之事，一扫而光，完全沉醉在天伦之乐的温馨氛围之中。
张中行先生在朗润园住过，是季羡林的邻居，后来又成为好友。他曾经用“厚朴”两个字评价季羡林其人；又用“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来评价季羡林的家。张先生不愧是老作家，有眼力，这两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现在就借张中行先生的评语，先来谈谈季羡林的“厚朴”。
在北大这个圈子里，季羡林是名教授；在全国这个大圈子里，是人人皆知的学术大师。可是看装束，则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霸气书库。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没有一丝学者的风度。他青年时期，曾在德国留学十年，为什么不穿西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季羡林的回答是：“那些一句洋话也不会说的人，都穿西服，打领带，装出洋派头的样子，我有逆反心理，所以不穿。”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也总是一身竹布长衫，一双力士球鞋，手拿一把油布雨伞，往来于北京各大名校间去讲课吗？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时，不也是身着长袍，肘下夹着一个布包，不认识他的人，还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