哿滞耆梢猿频蒙鲜侵泄芯刻└甓娜ㄍ�
季羡林还两次访问过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的国际大学。第一次是1951年；第二次是1978年。这两次访问，更加深了他对泰戈尔的景仰之情。
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当年泰戈尔曾竭力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推崇印度古代“梵我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复兴，就是整个亚洲复兴的基石。”季羡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曾大力倡导“东方文化”，宣传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必将再领风骚。”
泰戈尔和季羡林，这两位东方的智者，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当他们度过了漫长的生命历程之后，竟然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亚洲的未来，这样一些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和预言，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吗？
*第七章炼狱
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是一间“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升级了，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山雨欲来
1966年的春天，季羡林继续在京郊南口村埋头搞“社教”。
南口村虽说离北京城也就几十里地，却显得很偏僻荒凉。据说在修铁路以前，当年这里是十分繁华的，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通，骆驼失去了运输工具的价值，这里的繁华景象立刻就消失了。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寂寞景象，当年的盛况只残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北大师生七八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来自武警总队等单位的。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尽管过去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工作队的队长是昌平县的一位干部，指导员是东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季羡林任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
由于南口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季羡林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校内来人传来的各种信息，又使季羡林感到外面的形势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仍然埋头搞他的“社教”运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而且他当时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竟然偏偏忽略了阶级斗争。
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优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5月10日，姚文元射出了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杀气腾腾，已经将“三家村”判定为“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这个‘黑店’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目的是“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么吓人的罪名，谁看了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可是季羡林仍然未看出其中的杀机。他又到处去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3O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他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他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季羡林已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他的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他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季羡林在南口村时，还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到。
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季羡林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了一下：“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同志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多久，季羡林就“碰到点子上了”，并且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主要罪证就是他精心保留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纸片。这是后话。
5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工作队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央发出的文件。大家都分明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氛，但是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闹不清楚。季羡林在南口村仍然我行我素，在和煦的阳光中，在春光如海的氛围里，懵然如井底之蛙，“做梦也没想到‘文革’这场暴风雨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仍然悠哉游哉地过着日子。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
现在回首往事才知道，1966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酝酿时期。在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样投向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当中。
自从1965年1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就给文化大革命定下了调子，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上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为反党分子。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了彭真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重要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打击的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全国形势立刻严峻起来。
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
前文中曾经提到，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