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春重要。李惟诚让吴晓春一个人先回武汉，他自己过几天才来，说他在深圳要先处理点事，这样做并不是摆架子，也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矫情，而是他确实有事，有大事，有关系到黄鑫龙在新天地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宝座能不能保的大事情。
其实，当天晚上几个老职员对吴晓春说的那些话还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远比他们描述的严重许多，也复杂许多。简单点说吧，当初黄鑫龙挑头组建上市公司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对上市公司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因此，当时整个深圳没有一家正经的国营大企业愿意挑这个头，所以才轮到黄鑫龙，可是现在，傻子也看出上市公司的妙处了，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从大陆市场圈钱，而且还能到香港市场再圈钱，不仅能圈一次钱，而且能圈多次钱，关键是圈来的钱既不用付利息，还可以永远不用偿还，这样的好事情哪个不愿意沾？不仅如此，“上市”两个字本身就是招牌，别的不说，就说吴晓春，一到武汉，人生地不熟，可就是凭着上市公司这块招牌，不仅顺利地从当地银行贷到了款，而且还顺利地在汉口火车站这样的中心位置上批下了地。在武汉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深圳当地了。所以，现在争上市指标真可以用“打破头”来形容。但无论怎么争，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争甚至不择手段来争，每年的上市指标就那么多，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有两条，第一，掌握这些指标的当权人物不管是腐败的还是廉正的，不管是真廉正的还是假廉正的，最后都能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并且越来越发财。君不见几乎所有的公司在取得上市资格之前都要带着几百万上千万到北京去活动吗？所谓“活动”，就是砸钱，这么多钱砸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不会扔到颐和园的昆明湖里面去了，而是塞进了某些人的腰包里。第二，不管能不能把“活动费”顺利地砸出去，也不管砸的地方是不是对路，最终争到上市指标的总是少数，没有争到上市指标的占大多数。因此，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一个新鲜名词在古老的中国诞生了，这个新名词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壳资源。“壳资源”名副其实。首先，它就剩一个“壳”，一个在证券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壳”，尽管里面的东西可能早已经被全部掏空了，但只要有了这个“壳”，经过适当的资产置换或债务重组，就照样能让它洗心革面，焕然一新，成为一家有“题材”的上市公司，就照样继续发挥它的圈钱功能，达到圈钱效果；其次，它确实是资源，一种比金矿还要稀缺还要值钱的资源，因为再大的金矿也有开采枯竭的时候，而“上市公司”这个“壳”只要操作得当，不断变换花样地玩“资本运做”，就可能永葆圈钱的青春，成为永不枯竭的资金来源。如此，在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什么手段都用尽也争取不到上市指标的情况下，把争夺的目标拓展到“壳”上来是自然的事情。
《上市公司》二（58）
这样说不代表新天地公司就已经剩下一个“壳”，事实上，新天地公司虽然遭遇了一些麻烦和困难，但它还不至于沦为“壳”，它下面还有房地产公司，还有武汉的华中公司和上海的华东公司，还有下属的出租车公司和长途巴士公司，它还没有完全被掏空，没有完全脱变成“壳”，所以，别人要想打它的主意，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壳”对待，必须另辟溪径。这个溪径就是夺取黄鑫龙的主席宝座。
上市公司也叫公众公司，意思就是大家的公司，具体地说，就是凡是拥有该公司股票的人都是公司老板，因此，黄鑫龙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是为广大股民打工”的。话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购买了新天地集团股票的人都要来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如果每个购买了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民都来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那一定乱套，实际上，上市公司日常决策管理权归公司董事会，具体到新天地集团，这种权力归集团董事局。或许，喜欢较真的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日常管理归集团总裁领导的管理团队，但考虑到总裁都是董事局任命的，而且总裁副总裁和几乎所有的集团高层同时都是集团董事，因此，归根到底，权力还是在集团董事局。即便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也是归股东大会，但这种大会每年才召开一次，无法真正行使日常管理和决策权力，所以，日常权力仍然在董事局，而新天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是黄鑫龙，其他董事绝大多数都是由黄鑫龙一句话就任命的，比如像吴晓春，不就是凭黄鑫龙一句话，说当董事就当董事了吗？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董事根据做人做事情的基本原理，就要与黄鑫龙本人保持一致，如果不保持一致，那么黄鑫龙再说一句话，说你不懂事，当场就能抹去你董事的头衔。其实也不仅是黄鑫龙，换成其他人都差不多，在任何一个机构或团体里，真正说了算的人只能是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否则该团体或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于是，那些想把新天地集团当“壳”使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标盯在了黄鑫龙屁股下面主席这个宝座上了。
这符合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而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围绕着争夺皇位善始善终的？当然，新天地集团只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也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主席宝座也根本不同于皇位，但是，正如方腊造反的时候说的那样，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个家庭的管理都能与国家的管理相比拟，何况一个集团规模的企业呢。虽然大小不一样，但道理差不多，对于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诸如改朝换代这样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当中来，可把一个大型企业想象成一个王国，把企业的最高负责人想象成这个王国的皇帝还是可以的。于是从缩小角度来看，在和平年代，围绕着争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位置而引发的斗争，也可以想象成争夺皇位的传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了。
《上市公司》二（59）
前面说过，新天地集团由于是新中国第一批试点上市企业，因此在股本结构上与后来大多数上市公司不一样，后来上市的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从国营大中型企业直接改制过来的，所以最大的股东是国家，而新天地集团不是，当初黄鑫龙组建新天地公司的时候，供销进出口公司几乎没有多少资产，用李惟诚的话说，当时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就是以很小的资产作为发起人，绝大多数股本从社会上募集。这种股权结构曾经一度被学者推崇，说只有这样的上市公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而像马钢股份那样直接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公司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学者做这样的评判是有根据的，因为公司上市也被叫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绝大多数由国营大中型企业直接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虽然从市场上募集资金了，但管理制度并没有改变，还有“上级”，企业的最高权力并没有归股东大会，而是归各当地政府的主管委局，比如归当地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等，企业的一把手也基本上是组织部门先确定好了，然后在股东大会上走过场宣布一下而已，而新天地集团不是，新天地集团没有“上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也根本不是上面选定的，而是真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所以，得到专家的肯定有道理。
但是，正因为如此，才给那些垂涎于集团董事局主席宝座的人提供了想象空间。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怪，明明是一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但如果掌握得不好，或与之相适应的配套环境没有跟上，用不了几年，他的长处就会演变成短处。比如通过选举产生董事会，明明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具体用在新天地集团时，就会被某些团体或个人当成一种夺取主席宝座的手段。这一次在黄鑫龙雄心勃勃打算在武汉再造一家上市公司的同时，已经有别的机构把他自己当成目标了。
最先发现异常情况的是集团证券部经理姜春平。姜春平最近正为本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发愁。受房地产宏观调空政策和军队不能办企业的政令的双重影响，新天地集团遭受重创，业绩直线下滑，股票价格也不断下跌，搞得黄鑫龙非常没有面子。不仅没面子，还产生其他更直接的负面效应。比如影响集团信用等级，比如造成职工内部股票的价值低估等等。所以，黄鑫龙非常在意本公司的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最近每次听姜春平的汇报他都恼火，甚至直接发火，仿佛集团公司的股票价格下滑完全是姜春平个人无能造成的。而事实上，姜春平手上的筹码并不多，除了当初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以工会名义保留的一些职工内部股之外，就是为数极少的一点自营盘，两项加在一起，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阻止股价下滑的趋势。可是，命令如山，证券部经理不能违背老板的意志，即使是螳臂当车，也要拼命护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全部的资金都填进去了，也没有阻止新天地股票价格持续下跌。如此，姜春平当然又挨了黄鑫龙一顿臭骂。
《上市公司》二（60）
姜春平原是财经大学的一名年轻有为教师，因为幻想着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才下海来到新天地集团的。此人非常有自尊心，受不了黄鑫龙的辱骂，已经打算不做了。可大学教师这道门出来容易，出来之后再进去就比较困难了，加上当初下海的时候单位扣住档案不放，关系闹得非常僵，现在更是没脸回去求系主任和校长，以至于那段时间姜春平连死的念头都有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