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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