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手段而忘记了目的，它和贪婪同属一类性质。事实上，我们对于他人的看法的注重，以及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担忧，一般都超出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我们甚至可把这视为一种普遍流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疯狂。在我们要做的或者不做的一切事情当中，我们首要考虑的几乎就是别人的看法。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我们所经历过的担忧和害怕，半数以上来自这方面的忧虑。它是我们那容易受伤的自尊心因为它有着病态般的敏感和所有虚荣、自负、炫耀、排场的基础。一旦没有了对别人的看法的忧虑和期望，奢侈、排场的十之八九就马上销声匿迹。形形色色的荣誉、骄傲，虽然内容和范围各有各的不同，但却都建立在别人的看法这一基础之上。它们要求人们作出多大的牺牲啊！在孩童时期，荣誉感就初露端倪，在接着的青年期和中年期，名誉、骄傲等暴露无遗。到了老年，这方面的欲望变得至为强烈，因为到了老年，享受感官乐趣的能力已大为减弱，虚荣和自大就与贪婪一道瓜分了统治的地盘。虚荣心在法国人的身上表现得至为清楚，因为，它带有特定的地方色彩，通常会演变成为离谱的野心、可笑的民族虚荣和恬不知耻的大吹大擂。但这样的做法反倒使自己的努力落空，法国人因此成了其他民族的笑料，并获得了“伟大的民族”这一绰号。我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特别说明那种关注别人看法的行为所具有的反常本质。在这里，适当的人物和当时的处境互相结合，成为反映这种根植于人性的愚蠢的一个绝妙例子，因为它让我们测量出这种异常奇特的行为动机所具有的强度。下面这一段文字摘自年月日《泰晤士报》上一篇关于对托马斯韦斯执行死刑的报道。托马斯韦斯是一个手工制作学徒，他报复谋杀了自己的师傅，“在执行死刑的那天早上，监狱牧师很早就来到犯人的身边准备为他服务。韦斯举止安静，对于牧师的劝告没有丁点儿的兴趣，相反，他心里唯一惦记着的事情，就是在那些目睹他结束自己可耻一生的群众面前，能够壮起胆子，表现出勇气。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韦斯步行穿过大院向在监狱里搭起的绞刑架走过去的时候，他高声发话以便让旁边的人能够听见：‘啊！正如多德博士所说的，我很快就要知道那一个伟大的秘密了！’当时，他被绑着臂膀，但他不用别人的搀扶就迈上了绞刑架的梯子。走上梯子以后，他向左、右两边方向朝观望者鞠躬。聚集在下面的人群对此举立即报以雷鸣般的赞许声”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一个人已经可以看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了，此身之后，将是那漫漫无涯的永恒。但此时此刻，他并不关心别的，只是专心一意地要给那群凑热闹的乌合之众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在同一年的法国，一个伯爵因为试图谋杀国王而被判处死刑。在审判过程中，他担忧着能否穿戴体面地出现在元老院。到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为能否获准刮胡子而忧心忡忡。在从前，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点我们可以翻看马迪奥阿莱曼为他的着名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契》所写的引言。这本书的引言告诉我们：许多思想迷惑的死囚都把应该完全用于拯救自己灵魂的最后时间花在撰写和默记一篇简短的演说辞上面他们就打算站在绞刑架的梯子上面宣读这篇演说。从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自身的影子，因为极端的例子往往最清晰地说明事情。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忧心、烦恼、操劳、愤怒、恐惧都确实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有关。所有这些都和上述那些可怜的罪人的所作所为同样荒谬。我们的嫉妒和憎恨也大都出自同一根源。很明显，要增进我们的幸福它主要依赖我们平和和满足的心情再没有比限制和减弱人的这种冲动更好的办法了。我们要把它限制在一个理智的、可以说得过去的程度这或许只是现在的程度的五十分之一而已。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也就把这永远作痛的荆刺从我们的肉里拔了出来。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与我们某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反常本性有关“。名声是智者们最后才放弃的东西” 塔西佗如是说（《历史》第要杜绝这种普遍的愚蠢做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愚蠢。为此目的，我们必须清楚：人们头脑里面的认识和见解，绝大部分都是虚假荒唐和黑白颠倒的。因此，这些见解本身并不值得我们重视。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别人的看法对我们不会造成真正的影响。再进一步说，别人的意见一般都不是悦耳动听的，谁要是听到别人背后说他的话，还有说话的那种语气，那他几乎肯定会非常生气。最后，我们要知道：甚至荣誉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当我们终于成功地摒弃了这一普遍的愚蠢做法，那我们内心的安宁和愉快就会令人置信地增加。同样，我们的举止和态度会变得更加自信、踏实，更加真实和自然。隐居生活之所以对于我们的心绪宁静有一种特别良好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用生活在别人的视线里。这样，我们就用不着时刻担心别人对我们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我们也就得以回复真我。同样，我们就可以逃脱诸多真正的不幸；因为拼力追求纯粹观念性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应该是别人的不可救药的愚蠢想法会把我们引入不幸。我们就会更多地关注我们拥有的那些实在的好处，不受干扰地享受它们。不过，正如这一句希腊文所说的那样“：高贵的也就是难以企及的”。我在这里谈论的这一源自人类本性的愚蠢，生发了三根主要芽条：好胜、虚荣和骄傲。后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骄傲是对自己拥有某一方面突出价值的确信，但虚荣则试图在别人那里唤起别人对此的确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伴随虚荣的是这样一个隐藏着的希望：通过唤起别人的确信，能够使自己真的拥有这一份确信。因此，骄傲是发自内在的、直接的自我敬重；而虚荣则是从外在、因而是间接地努力试图获得这一自我敬重。因此，虚荣使人健谈，但骄傲却让人沉默。但是，虚荣的人应该知道：要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别人高度的评价，那如果他保持沉默，而不是夸夸其谈哪怕他的嘴里可以说出最美妙、动听的话语他将更加容易和更有把握地达到目的。不是任何人想骄傲就能骄傲起来的，他顶多只能装扮成一副骄傲的样子。不过，他很快就会露馅，正如任何扮演某一虚假角色的人很快都会露出原形一样。因为只有对自己的突出长处和非凡价值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坚定的、和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才可以真正骄傲起来。他的这一信念或许是错误的，或者，这一信念只是基于一些外在和泛泛的优点，但这一点对于他的骄傲是无关重要的，如果这一信念真正、确实地存在的话。正因为骄傲根植于信念之中，所以，骄傲就和一切知识一样，并不存在于我们的主观随意之中。骄傲的大敌我是说它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虚荣。虚荣就是博取他人的赞许，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对自己的良好评价，但对自己有一坚实的良好评价却已经是骄傲的前提条件了。骄傲一般都受到人们的抨击和诋毁，我怀疑这些抨击和诋毁首要来自于那些并没有什么值得自己骄傲的人。面对大多数人的恬不知耻和傲慢无知，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拥有某一方面的优点，就要把自己的优点记在心上，不要把它忘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善意地忽略自己的优点，在与他人的交往时一视同仁地看待自己和他人，那么，他人就会公开坦白地把他认定为就是这个样子。我把上述这点意见特别推荐给那些具备最高级的长处的人，也就是说，具备真正的、个人的长处的人，因为这些长处并不像勋章和头衔那样每时每刻地作用于感官，从而使人们记得住它。否则，“蠢猪教导米尼万（”西赛罗语）的例子就会活生生地上演“。跟奴隶开玩笑，奴隶就会对你不屑” 这是一句了不起的阿拉伯谚语。并且，不要拒绝贺拉斯的这一句话：“你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应有的骄傲。”谦虚是美德这一句话是蠢人的一项聪明的发明；因为根据这一说法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说成像一个傻瓜似的，这就巧妙地把所有人都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这世界上，似乎除了傻瓜之外，再没别样的人了。最廉价的骄傲就是民族的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这一事实：这个人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也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无数百万人所共有的东西为荣了。拥有突出个人素质的人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因为这些缺点时刻就在自己的眼前，但每一个可怜巴巴的笨蛋，在这世上没有一样自己能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那他就只能出此最后一招：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而骄傲了。由此他获得了补偿。所以，他充满着感激之情，准备不惜以“牙齿和指甲”去扞卫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一切缺点和愚蠢。德国人没有民族自豪感，这为他们那为人赞赏的诚实提供了一份证明。但是，其中那些滑稽可笑地假装为德国民族感到骄傲的人却不是诚实的这主要是那些“德意志兄弟”和民主党人干的好事。
他们奉承恭维德国人民，以便把他们引入歧途。他们甚至说是德国人发明了火药；我可不同意这种观点。利希腾贝格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多少人会去冒充德国人？如果一个人想提高身份，一般他会宁愿冒充法国人或者英国人。这是为什么？”此外，一个人的独特个性远远优于民族性，在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独特个性比起国民性更应受到多一千倍的重视。因为国民性涉及的是大众，所以，坦率地说，它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