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
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
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
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
《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
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
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
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
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
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
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
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
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
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
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
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
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
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
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
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
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
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
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
“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
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
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
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
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
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
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
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
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
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
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
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
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
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
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
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
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
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
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
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
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
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
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
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
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
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
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
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
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
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
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
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
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
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
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
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
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
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
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
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
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
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
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
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
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
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
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
《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
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
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
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
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
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
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
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
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
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
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
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
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
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
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
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
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即是虚无的，
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
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
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