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辉同志：
信及照片都收到，谢谢。
这张照片距离太近，四只眼睛好像怒目而视，有些吓人。
我家大门（实是后门）日夜开着，无法像柯灵那样贴一个条子，谢绝来访客人，而近来客人不断，十月中你和赵丽雅来，未及多谈，十分遗憾。
在《现代》第二卷的《社中日记》中，有一篇郭沫若的题记，你发现了没有？这是郭老的佚文，你可以写一篇小文，给它曝光。
此复，便问好
北山一九九一．十一．二十六
五
李辉同志：
十月二十三日手书及复印件收到，未及早复，甚歉。近年来，每日收到许多书信，无法一一作复，如果没有什么要说的，就不复了。这一情况，如有人怪我，请为解释。
《读书》我有，你不必寄复印件来。
沈从文记丁玲一文，当年我就觉得不好。他是两面开弓，两面不讨好。一面讽刺左联，一面批评国民党，两方面的措词，也并非半斤八两。
不过，我不相信丁玲到八十年代才见到从文此书。她在南京时，肯定已见到了。早有人传言，丁玲对从文不满。
近来关于我的文章常见，昨天《文汇报》增刊又见了一篇。这一类文章，我都有点“受宠若惊”，甚至不是“若”惊，而是“大”惊。你从《社中日记》中做文章，方法倒是很新颖，但求你说得客观些，千万不要“抬捧”我。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好歹、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怎么办？
我希望不要推波助澜！
此问好施蛰存十一．十五（一九九二年）六李辉同志：信及《恩怨沧桑》一册收到多日，谢谢。
关于我得奖事，你信中一段话说得很好，深得我心，你可说我的知己。
书看了三天，已看完，写得不坏。从文有许多事，我不知道，得此书，才明白。
三十年代，从文写了几篇文章，反共气息浓厚，这是他后来大吃亏的原因。
你到瑞典，见到马悦然没有？
我近来体气甚衰，正在绝对休息，不多述。如来上海，可以来谈谈，这机会怕不多了。
问好
施蛰存
一九九三．七．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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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安迪
一
安迪：
信收到，你说的两本书我都不要。《千甓亭》师大有，我用过，倒是一本《秦汉碑述》，请再找一找，我要的。
文物出版社有一套《中国文物小丛书》，过去只卖三四角一本，现在不知价多少？
我已有十多册。你找一九八七年以后出版的，代我买几册来，如价在一元左右，可以买十种。
有出版物目录，要一份来，用你《读书周报》编辑的名义去向该社要，一定可以得到，否则不容易。
如去中国书店，或琉璃厂，书摊上看看，有木刻本名家词集（薄薄一本），只要是民国前印的，也可以随便买几本。
总之，我现在要的是金石碑版及词集，不要著名的，只要名不见经传的冷门书，不要大书，只要小书（二三十页的）。
余待你回来再谈。
问好！
北山十．十四（一九九一年）
你代我买二十——三十元书，题跋之类最好。
还有一种书，你可以收集：木刻本袖珍书，很小的开本，有诗集，也有其他妙书，日本人称为“豆本”。
如去中华书局编辑部，代我问一下：我的《金石丛话》今年能出版否？
二
安迪仁弟：
照片收到，好得很，够了。请代谢你们的摄影记者。
那天，我在后台，有一位礼仪小姐，她叫我“老师”，她说是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生。
她和我照了一个照片，不知是哪一位记者照的？
你代我问问文汇报记者，打听一下。我也希望有此一张照片，并知道她的名字。有办法追踪吗？
凤鸣生意如何？我在为你设计一个销书办法，以后面谈。
近日还是多休息，必须等秋凉，才能恢复，但必不如去年了。
《杂览》还不能写，这一个月在管闲事，你看到《读书乐》了吗？下星期还有一篇，请注意。
北山
一九九三．八．七
你知道不知道，礼仪小姐是不是固定在一个单位的？
三
安迪仁棣：
俄国人的文章，向来繁琐，我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没有看完。你代我借来的四本书，也是老毛病，看得很闷，不想看了。下次来时，请借，或代买几本关于“文革”情况的书，听说陈白尘有一本从“反右”到“文革”的日记，希望能弄到看看。这里的四本，即可奉还。
北山
一九九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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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巴佐娃
巴佐娃同志：
杨燕杰教授转来您的信已收到。承您关怀我在四十年前的翻译工作，并惠以赞扬，使我很感激。现在，我首先向您致敬，请接受我的谢意。
我们中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百年之间，多次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民族灾难激发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觉醒。我的前辈翻译家，一向注意于东欧国家的民族革命文学，尽可能介绍给我国的读者。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和茅盾，都曾翻译过东欧文学作品。
我是在这样的文学翻译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我已经通过英文书报，熟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名字，我也早已熟悉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得到他的著作的任何一个英文或法文译本。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旧书店中，得到了《轭下》的英译本，是茅盾先生的藏书，在战争中散失出来的。我读了那个译本，立刻决心把它译出来。费了两年时间，才全部译完。
但是，这本书中有许多名词和历史事实，我不知道该怎样译。因此，虽然翻译完毕，还不能作为定本。
一九五一年七月，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两位保加利亚留学生贾密流先生和祁密珈女士到上海来。我有机会去访问他们，向他们请教。他们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他们也无法帮助我。
一九五二年十月，你们的诗人伯列扬诺夫和作家卡拉斯拉沃夫，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之后，来到上海。我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他们。伯列扬诺夫另有客人，没有和我多谈。
我在卡拉斯拉沃夫房间里，和他谈了很久。先是他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剩余的问题，以后我们便谈了中保两国的文学现状和社会问题。他说，在北京时，到郊外农村去看过。他觉得中国的农民生活和保加利亚的农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还做手势摹仿北京农民叱牛的姿态，他说这和保加利亚农民完全一模一样。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有兴趣，虽然是通过译员，却像是老朋友了。后来，我听说两位都已故世，我感到非常哀悼。
我的译本《轭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出了初版和再版。经过修改后，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三版。以后，有二十多年没有重樱一九八○年，由樊石、于景斌、陈九瑛、叶明珍四位同志用保文原本校订、补译，于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可以认为是从原文译出的了。
伊凡·伐佐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轭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凡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哪一国的，首先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内容，其次，必须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轭下》的思想内容是鼓动人民摆脱土耳其帝国的羁轭，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这是一部发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说，爱情是人的文学的永久主题，那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永久主题。《轭下》非但深深地感动了你们的人民，同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读者。这里，顺便提一提，《轭下》的电影片也在上海放映过，片名是《在压迫下》。这部电影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再说，伐佐夫写这部小说，故事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处理得很好，几乎每一章都使人心跳的。这样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我怎么能放过不译呢？
我年轻时学习法文，是为了欣赏法国文学，但我学英文，却没有十分欣赏英国文学。
我是把英文作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的。我译过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里兹、莫尔那。你们的作家我还译过埃林·彼林、卡拉利切夫等人的短篇小说。这些东欧作家都是我十分钦佩的。
您的信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的时代，像《轭下》和一切严肃小说还有存在的余地吗？”这个问题，使我稍微有些吃惊。您是不是认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不是“严肃小说”呢？我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个时间观念，或一种艺术风格。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可以有永久的主题。如果没有，它们便会像时装一样，很容易过时，无法存在。当各种没有崇高主题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过时之后，《轭下》将依然存在，依然是保加利亚伟大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