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四百万民众，他们在记录，监视甚或惩戒那些无耻的国贼。你别以为此刻的上海所给予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比从前越发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你只要一想到上海现在居然还有一种严肃的舆论存在着，居然还有一种潜伏的，但是并不微弱的抗战势力存在着，你就不能不感谢这些并未撤退到后方去的孤臣孽子了。
现在，船载我离开上海了。火烧红莲寺，四脱舞，现世报，花会听筒，沪西娱乐社……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隐下去了，而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看得见的，孜孜矻矻地在为孤岛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气的人们，却在我眼前格外明显地活跃着。别了上海，我的敬礼是给予他们的！
台湾人
当我占据了A字舱第三号床位之后，底下的第四号床位便被一个肥矮的不相识的旅客所占据了，除了一只手提皮箧及一条毛毯外，他没有别的行李。船没有开行，他就躺在床上了。他在看一份报纸。《新申报》！
和一个汉奸做旅伴了。我想。
医生来验防疫注射证明书，头办来收船票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他的船票。姓林，到香港的。
到香港去有什么活动吗？我心里在发问。
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了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定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
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呒可以，呒可以，买办要呒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箧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
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已经也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
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
鼓浪屿
船从十七艘黝黑的敌舰中间行过，停泊在厦门和鼓浪屿之间的海峡里。这边是断井颓垣，那边是崇楼杰阁。这边是冷清清地看不见一个行人，那边是熙来攘往地，市声从海面上喧响过来。领着通行证的旅客雇了舢板往厦门登岸去了，我呢，船在这里有六小时的碇泊，遂也雇着一只舢板上鼓浪屿去观光。
舢板跳跃地掠过了海面，但中途被一个以三只大船组合起来的巡逻队所拦阻了。
“哪里来？”大船上有人攀住了我的船舷问。
“芝沙丹尼船上来。”
“喔，上鼓浪屿去玩吗？”他放了手，表示准许我们的舢板行过了。
“没有带什么东西吧？”另一个人用上海话问。
“没有什么东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很远了。
在黄家渡码头上了岸，就看见一个难民区。许多用芦篾盖成的屋子里拥挤着从对海逃过来的难民。这一个难民区已经自成一个市集，沿着曲折的径路进去，可以看见许多店铺，但他们所陈列着的十之九都是日本商品。
纵然不认得路，但我终于找到了邮局，先去寄发了一封家信。从邮局出来，又在街上胡乱地闯着，买了一点绳子，手巾，肉松之类的杂物。渐渐地感到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这必然是厦门的沦陷所影响的。
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香港，它有比香港更广大的平地，但没有一条挺直的大道。街上没有人力车，也没有电车汽车，偶然看见一乘藤轿，由两身着白色制服，腰缠红带的舆夫抬着，中间不是坐着一个洋人，便是一个道貌俨然的老丈。
在每一个电杆木或路角上，必然可以看到两种招贴，用红纸的是分租余屋的告白，但除了地点在什么路几号门牌之外，其余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就不可索解了。用白纸的是一种“丈夫必备”的“爱情妙品”，名字叫做“密友”的药物广告。这种广告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明这种药物在这个孤岛上着实存得不少。
由着路人的指示，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了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的唪经击磬声，和喧豗的市声，简直连自己也不知作何感想，惟有默然而已。
午餐
日光岩下来，走进了一家饮食店，我想该进一点午餐了。侍役拿上菜单来，在每一个菜名之下，全没有价目标明着。
“怎么？没有定价吗？”
“先生，你要什么菜，我告诉你价钱。”
“炒肉丝，多少？”我挑了一个平常的菜。
“七毫。”
一个炒肉丝要七毫，我觉得太贵了，我惟有再挑一个别的菜。
“跑蛋，多少。”
“四毫。”
于是我只好再试一个菜。
“有炒白菜没有？”
“有。也是四毫。”
“怎么！你们的菜都是这样贵的吗？”
我不禁跳起来。
“先生，现在什么都贵了，家家都贵了。这里猪肉卖一块钱一斤，鸡蛋一个卖一毫，白菜跟鸡蛋一样价，有的时候比鸡蛋还贵。”这是侍役的解释。
“好吧，你来个咖喱鸡饭吧。”
“是，五毫，先生。”
我挥一下手，表示同意了。
不久，侍役端上我的咖喱鸡饭来。饭，不错。咖喱，也没有错。鸡？却是没有，代替的是猪肉。
“喂，怎么，这不是鸡！”
“对不起了，先生，鸡卖完了，近来鸡很不多，我们这里每天只卖一个鸡。算四毫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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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之夜
HanoiSoir！HanoiSoir！
卖报童子奔跑着叫喊的时候，这神秘的远东都市的确夜了。剑湖是河内的首府，正如河内是东京的首府一样。大杂货店（LeGrandMagazin）的电灯熄了，玻璃门开了，于是更多更灿烂的灯光人影在剑湖的浓厚得像甘油一样的水里照耀起来，于是水上的舞厅里响起铜笛的飘荡的声音来，于是湖滨的榕树林里不时地有一个两个穿着白色的或粉红色的安南女子像幽灵一样地闪过，于是吃茶店和咖啡店伸展到人行道上了。
河内夜了，一切的从来不曾有过的神秘在这时候显现了它们的魔术。
于是你可以走进那最小的但是最精致的“茶之沙龙”（Salon de The），占据一个铝质的流线型的椅子，你要一杯茶或一杯柠檬水，要一碟糖或一碟蜜饯樱桃，抽烟不抽？
随便。
你会等到两个黄种的青年绅士进来，他们说很漂亮的巴黎话向那很漂亮的法国女店员要一些吃的，也许，他们还高兴挑逗她几句。你以为这一定是安南青年了。并不，当他们自己谈话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地，然而是很意外地听到他们用中国话了。
“不行，我要赶九点十五分的奥多累（Auto—rail）到海防去。今晚办不到。”
“明天去也可以，海防。”
“不行，船已经到了，今天已经卸了货。非赶明天清早装上汽车不可。”
“那也何必自己去，那边有人。”
“提单在我身边。”
“多少？”
“不知道。”
“提单上多少？”
“呣？”
“说说有什么关系？”
“哼！”
“嗯？”
“……”
“得啦！明晚回不回？”
“不回。”
“自己押运？”
“这是命令。”
于是他们匆匆地付了帐出门。一个叫着Pousse—Pousse！Le gare，一个慢步进湖滨的榕树林里去了。
于是，倘若你不怕树上面的白鹤遗屎在你肩膀上，你可以跟那青年绅士到树林里走走，那儿有游椅可坐。也有几个卖花的摊子，倘若没有什么人可以送的话，你也不妨买几朵小花，抛在水面上看它载沉载浮，也不能说毫无意思。而况只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