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稍稍懂一些外文，知道这里的“阶级式”一定就是“阶段”或“步骤”之意。
以上这种词句，在译文中最多遇到，我自己也还不免。不懂外文而读惯这种译文的人笔下创作出来的中文，有时更变本加厉，这一情况，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纠正。现在青年写文章，这种句法甚多，他们往往忘记了说“他戴上帽子”，总得写成“他把帽子戴在头上”。知识分子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可笑，读给老百姓听，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中国话了。我不赞成的是这样的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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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谈戏
这两天戏剧工作同志鸣得非常热闹，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许多内部矛盾的暴露，相信剧运前途不久必可转进到一个更光明灿烂的阶段。我对戏剧是个十足的外行，没有资格凑热闹提意见。但案上的戏剧是我的文学专业中的一部分，场上的戏剧又是我的文娱之一，这样我就不能说和戏剧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戏剧的读者和观众的身分来谈谈我的感想。
先谈剧本。剧本有两种用处，第一是供给演员排戏用，第二是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供给喜爱文学的读者阅读用。解放以来，剧本的创作的确不多，每个剧团都闹剧本荒，据说是剧作者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写剧本。但我有两点不解：（一）为什么小说家居然能自信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已够高了，居然能写出好几十部成功的作品来，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这样谦虚呢？（二）戏剧领导者对于创作的剧本为什么要求到这样高。
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
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经比一般的小说为高了。过去的出版社，无从计划发行，也不可能主动推销，可是它们接受一个好剧本的时候，却并不考虑到能不能赚钱，最多只考虑到能不能保本。因为明知道这是销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觉得是应该出版的。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比现在的情况好些。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图书发行机构能主动地掌握一部分销路，本来应该更有助于剧本的出版，可是它们并不这样做，它们似乎要等到剧本能赚大钱的时候才欢迎剧本，于是剧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杀了。我还要顺便提一提，不单是剧本，诗也如此。我们出版的文学作品，好像只有小说，小说，小说……。
最奇怪的是苏联剧本，无论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样地不被重视。苏联戏剧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贡献出的功绩，大大地超过了苏联的小说，如果和惊险小说比起来，那距离就更远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界却非常欢迎苏联的惊险小说，而不怎样重视苏联剧本。我以为向苏联学习，应该从最好的学起。解放以后出版的苏联剧本，品种反而比解放以前为少，这又从何说起？
苏联戏剧之很少演出，这是由于我们话剧不振的关系。要消灭这一现象，当然首先要大力发扬话剧。我们的话剧运动，如果从“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有传统的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戏剧的人，思想上大都承认话剧是新时代的主要剧种，为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抗日战争服务，而获得光荣成绩的，也主要是话剧。但近年来，话剧的情况却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戏剧传统之内了。毛主席对诗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对戏剧似乎也应当有同样看法。今天我们的戏剧，只有京戏和话剧是有全民性的。
我个人主张以话剧为主，京戏为辅。但也愿意退一步，承认二者共存共荣。至于其他一切地方戏，不妨环绕着这二者争鸣斗胜。如果它们中间有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那就给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势。但这必须是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上的偏爱和硬撑（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人民看戏的方式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戏好像是被配给的。一个个剧团，一个个戏院，都排好了程序，观众只能依照这个程序去看戏，无法自由选择。这样就可能过分支持了某一戏种，也可能对另一戏种帮助不够，而无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恶，这是于戏剧的百家争鸣有妨碍的。
我并不轻视任何一种地方戏，但我还主张我们应该在许多戏剧中分别主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该有几个戏种固定的戏剧。通年专演话剧和京剧，或者至少每年演两个戏剧季。我现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个什么戏剧院，长江剧场又是个什么戏院。
我想非但我们观众感到不方便，恐怕剧团里的同志们也不很愉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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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德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练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这一点点感想罢：“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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