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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生活现实、改革进程的感受和认识，作者重彩浓墨地描绘郑子云、陈咏明等人为整顿、改革而进行的悲壮斗争，着力表现他们的进攻与招架、迈越与受挫、欢欣与忧愤，揭示他们不仅不向直接的对立面妥协，而且还敢于在旧习惯、旧观念的包围中高高举起标新立异的旗帜，义无返顾、一往无前的精神。尤其是郑子云，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出现的具有丰满性格的改革家、政治家形象，当代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作为优秀的高层领导干部，郑子云既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虽然年老多病，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又驱使他勇敢地投入改革的洪流，力图从政治思想工作的改革入手，为企业管理探索新路。小说将他放在与对立面人物——田守诚的激烈较量中，放在新旧意识猛烈的碰撞中，揭示他“不安分”的性格和时感疲惫、寂寞的内心，叙说他那悲壮的斗争历程。
田守诚和郑子云的对立，具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他长期混迹官场，老谋深算，善弄权术，惯于见风使舵。对郑子云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努力，不仅冷眼旁观，而且处心积虑地找岔子、钻孔子，无孔而不入；他悉心保养身体而静候多病的郑子云不战自垮；他不择手段地要将郑子云十二大代表资格“弄下来”，因为凭他的政治嗅觉，郑子云会成为“改革派”中的“亡命徒”。这场发生在党的十二大之前的两个政府部长间的“鏖战”，实际上，是我国当时阻遏改革与力主改革两种社会势力较量的缩影。
与此同时，小说还着力表现郑子云、陈咏明们始终须面对的传统意识、“左”倾思想、庸人哲学、惰性心理，世俗观念等“惯性势力”的严重挑战，在一张“无形的网”中左冲右突的情状。副部长孔祥、局长宋克、郑子云秘书纪恒全等人跟郑子云、陈咏明的矛盾对立，典型地显示了这类新旧观念的冲突。孔祥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左”的观念，宋克的偏狭和嫉护，纪恒全的世俗眼光和奴态心理，势必要驱使他们走向改革者的对立面。
张洁
王绯
张洁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的祖籍为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为国家一级作家，并被国务院
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作家。她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
作家，并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
为该院荣誉院士。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
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近30部译本。
张洁：转型世界感
——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
沃林格认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自于人的日常应世观物所形成的
世界态度，即来自于人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
界感”，指出它所包括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印象以及看法等主观内容，并将其归结
为客体对象的派生，一旦“世界感”内在地转化成“艺术意志”时，它便会在艺术
活动中得到外在显现，“世界感的各种内容就像在民族的神谱上被发见一样，同样
也在艺术风格的发展中被见出”。
女性的世界感是双性的，表现为以纯然女性的眼光和面目观物应世所形成的心
理态度和作为普泛意义的人的身分面对世界所形成的心理态度的复杂融合。女性的
世界感制约着女性的艺术意志，不仅构成了女性创作风格的内化和外化的双重特征
——即我所归纳的在纯然女性眼光的观照下，作为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和女性心
灵外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向性女性文学批评；由中性眼
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旨在创造一种
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的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和与此相适应的外向性女性文学批评
——还会因着女性世界感的变化，驱动其风格形态转型，并赋予这种转型独特的认
识价值。而这样的认识价值只有在女性的阅读期待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揭示。
在这里，张洁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研究对象。
你读《他有什么病》，读《鱼饵》和《横过马路》，再读《只有一个太阳》，
会为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吃惊。很难相信，一个曾经写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而给人以强烈的古典主义印象的张洁，一个曾
经写了《谁生活得更美好》、《方舟》、《沉重的翅膀》而给人以正统的现实主义
印象的张洁，竟能那么彻底地反叛自己骨子里的诗情与崇尚，如此迅捷地从古典理
想主义跌入冷峻的现实主义，继而转向现代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当代作家，特
别是女作家像张洁这样从唯美走向市五，在极其明快的风格变换中显示出自己的文
学年龄，仿佛从文学的少女时代一下子跨入成年时代，又迎来文学的更年期。
张洁是个谜。风格形态的转型仅仅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藏着值得探究的东西。
破译张洁的转型之谜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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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拥抱着关切着怀疑着冷视着的无疑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给予我们大家太
多希冀太多诱惑太多疑虑太多失望的世界。作为感觉世界的主体，其世界感的变化
牵连着时代和社会的律动。张洁风格形态的转型无疑是这种律动的派生。
其实，那时候，她像许多人（特别是她那一代人），甚至像我们这个国家，已
不太年轻。但是，渡尽“文革”劫波后受尽创伤的心，并没有妨碍她像清纯少女一
样用诗情和音乐编织希冀和童话。她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一点矫情和造作。在她的
笔下，伟壮神秘的大森林虽然幽禁着愚昧时代的残酷，残酷时代的罪孽，掩埋了乱
世之秋被政治的屠刀宰杀的冤魂，却没有因此而扼断那个叫孙长宁的“从森林里来
的孩子”“明亮、质朴、优美的散文诗似的”笛声。十年大劫，隔着生与死，在张
洁的眼中并没有带来世界的毁灭和末日，却仿佛那个惨死的音乐家梁老师优美而高
尚的灵魂的一次涅（般木）。她以生者对死者遗业的继承，张扬一种“对光明的渴望，
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的信奉，以美的灵魂对美的灵魂的培养昭示一种弥
散着宗教情绪的永恒。她甚至倾心为那个从森林的血泊中走出去的孩子安排了足以
告慰无辜亡灵的光明前景，让他在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下意外地考取了音乐学院，
努力使所有的人相信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
都不会忘记的早晨。”
没有一点点两次世界大战后笼罩人类的世纪末情绪。上帝并没有死去。在张洁
那里，满目皆丑皆恶的灰色绝望也许意味着大逆不道的堕落。像许多许多人，那时
的她顽强地守护着特殊的文化教养融化在民族骨血里的那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的虔诚，像守护着万能的上帝和大慈大悲的神。或许正是这份融着可悲的崇
高，也融着可爱的朴拙的少女式纯情，铸成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大有韧性的
神经。真不知是应该为自己骄傲，还是应该为自己悲哀，张洁就处在这种无法悖逆
的民族集体情绪的惯性中，带着特有的虔减去修补一个破碎的伤痕累累的世界。在
《有一个青年》和《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理解了社会动乱造
成的缺乏教养的一代人粗鄙和玩世不恭行为下掩盖着的痛苦，看到了拯救他们的希
望。犹如圣母玛利亚面对迷途的羔羊，她深情地呼唤我们都去做讲文明懂礼貌知上
进的好孩子。在她的心里，这个世界真正充满了希望，更应该真正充满爱和信任。
就像纯洁的少女希望世界开满不败的鲜花，张洁极力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垮掉，
也没有垮掉的一代。
正是这样的世界感主宰了张洁的艺术意志，使她对美表现出格外的偏爱。于是，
她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唯美崇尚去劝诫去教化，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膜拜的倾向。
这样讲并不过分。因为人们对于世界的审美态度和对于世界的宗教态度本是相
通的，都离不开自身的感情和感受。宗教膜拜，常使一部作品的审美职能由于受到
宗教职能的排挤，或归于从属地位，或两者合一。但是在张洁那里，对于世界的宗
教式感受是世俗化的或人格化的，并不表现为对超验的仰慕，而是对与被感知的物
质世界相对应的一种精神本原的化身（或一种学说、主义）的崇尚，对被神化的特
殊人物或集团的无限信奉。现代迷信使张洁对自己的崇尚和信奉，像笃实虔诚的教
徒对神体验着各种积极美好的感情。于是，她调动起全部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对
“心中上帝”的赞美、虔信和热爱，旨在肯定某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思想、情绪和观
念。而这样的思想、情绪和观念已依照一种历史的惯性像上帝那样主宰着民众的意
志。要挣脱它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