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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担心，我害怕信落于不良之徒手中，所以不能具上真实地址和电话给您。如果您能从中得到灵感而写出一篇佳作，将造福于人类。
上面这位女性的自述，虽然其追求更为边缘化，但仍透露出相容型外遇者的许多共同特征：彼此相爱、洞悉人类弱点、历经情感波折，等等。最重要的是，“容”的只是对方性行为的越轨，而不容情感走私，这是一条重要的游戏规则。放弃性的专有以保住爱情的专有，是相容型外遇得以存在的重要根基。
相容型外遇同样可能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猎艳”的恶习深恶痛绝，但基于种种原因无法选择婚姻，便忍辱负重了。这是一种被迫型的相容，与前面各类的区别在于无法从观念上认同。
相容型外遇否定了一夫一妻制的许多规范，但因为其是被“容纳”的，所以对婚姻或情爱的破坏性被降到了最低限度，甚至不仅不具备破坏性，反而具有一定稳定情爱关系的作用。但是，相容型外遇关系对双方的情感构成冲击与挑战，人类的嫉妒心、专有欲等情感受到考验。非被迫的相容型关系，需要情爱双方是高手相逢，能够极巧妙、老道地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情爱危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企及的。
人本主义哲学家萨特与波伏娃一生相爱，却允许各自另有情人，便应归于相容型外遇中。而他们终生未婚，又可与本书所讨论的“未婚外遇”建立瓜葛。
【二、情人间的外遇
自述者：男，31岁，大本学历，文化工作者
经过认真追求，我才使她成为自己的情人。我们都已经结婚。我很在乎她，相处得很和谐，做爱的感觉好，精神上也相爱。我以为这份感情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距离情人节还有三个月，我已在设想那时送什么礼物给她了。
在我们成为情人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偶然遇到了一个女孩子。那是一个在很多方面符合我理想的女孩子，我们发生了一夜情。无论做爱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我们只是一夜浪漫，不会有更深的交往，更不会有爱情。女孩子也明确地表示，她不爱我。我们在天亮后分手，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见面了。
我没有想到，我要为这一夜付出什么代价。但这代价却不可避免地付出了，我为之失去了我的情人。我的情人很敏感，她在我那次浪漫的转天发现了我细微的变化，她追问，我便如实招供了。我原以为她即使生气、嫉妒，也会很快原谅我的。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很愤怒，说我背叛了她，大骂我是流氓加恶棍，决定和我断交。
我辩解，说这仅仅是一夜情，对我和她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我和那个女孩子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是性伙伴，不是情人。但是，我无法说服她。
在我看来，情人与性伙伴是不同的。情人有爱情在里面，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关系。而性伙伴没有爱情，只是为了满足彼此的性需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外遇”或“艳遇”，很短暂。与情人是做爱，与性伙伴是性交。这两者应该是互不影响的，我真正爱的是情人，即使有再多的性伙伴也不会影响我对她的感情。
但是，我的情人无法接受我的观点。她认为我那次一夜情伤害了她，是对我们感情的遗弃，我已经移情别恋了。无论我如何赌咒发誓，她都坚持要终止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件小事的事情，她认为是天大的事。
她质问：“我没有满足你的性要求吗？”当然她很棒，但问题是，男人总会喜欢多得到一些女人，每个女人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我想我们既然是情人关系，就不应该像夫妻那样彼此要求对方忠诚，而她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情人间必须忠诚，不需要忠诚一生，两人相处时却一定不能有另一个人。
这事让我觉得很可笑，我老婆没管的事，倒要她来管。
上述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情人间外遇的个案。
情人关系原本已经是外遇了，情人间的外遇是外遇中的外遇。
理论上讲，作为外遇的情人关系，是对一夫一妻制所要求的忠诚、贞操的反叛，虽对个体自由地选择性伙伴的权利的肯定。情人间应该是一种很宽松的关系，充分尊重彼此的性的自抉权。但是，人的感情是一种最无法说清的存在物，情人们一方面是性的私有观念的叛徒，另一方面又可能在极力维护着这种私有制，允许自己不属于某一个人，却想让某一个人只属于自己。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全的情感状态。
曾有一位文化人在酒席上狠狠地声明：“如果谁作了我的情人，还敢再去找别的男人，我一定把她杀了！”私有制的毒害，人类的劣根性，确是深入骨髓的。
处于情人关系中的人，从这份感情中寻找的东西是不同的，对于性与爱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更不会都是性自由观念的奉持者，所以对于情人间的外遇便不会持不同的看法。我所接触到的另一个个案提供着完全相反的信息。
一位已婚女子，与一个未婚男人发生恋情，爱得很深。因为不能经常陪伴在情人的身边，她便不断介绍女孩子给自己的情人，希望他能够交一个女朋友，至少是多一个性伙伴，以便解决她不在身边时的性饥渴。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已婚女子又结识了另一个男人，她很欣赏他，对他有了欲望，当他提出性要求时，她很犹豫，最后还是拒绝了。事后，这位女子向自己的情人提及此事，情人说：“如果你想同他做爱，那么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回避，都是虚伪的。”在情人的鼓励下，女人找到那个初相识的男人做爱了，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她与情人的关系。
另外一对均已结婚的男女作了情人，双方均不断有新的艳遇出现，他们彼此不隐瞒这些经历，而是坦然地告诉对方。交流性经历的结果，往往是使双方的感情更为靠近。这对情人中的女方在给我的信中说：“性交不是做爱，我们不会在乎性的走私。”男方则说：“我们彼此都清楚对方是无法被取代的，都坚信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情人间的外遇，在这里又与相容型的外遇具有了某些一致性。
【三、嫖娼型外遇
配偶或情侣一方与职业卖淫者发生性关系，在中国通常是男性与妓女发生性关系，便构成了嫖娼型外遇。与其它外遇的共同点是，均是与婚姻或恋爱对象以外的人的性关系，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金钱与性的交易，而非感情与性，或性与性的交换。
因为整个社会文化对妓女的歧视与敌视，嫖娼被看作一种脏肮、低级的行为，嫖客也因此受到轻视。妻子对丈夫嫖娼或丈夫找情人的不同价值评判，取决于她们自身的价值尺度。有的女人会认为，嫖娼比找情人好，因为不需要付出感情，不会为妓女闹离婚，因此也便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定生活；另外一些女人则可能持相反的看法，因为妓女向所有男人敞开大门，很“肮脏”，丈夫与这样的人发生性关系使她们感到丢脸。想到自己不得不与妓女同等地接受这个男人，妻子们倒更愿意丈夫去找情人。至于对性病的担心，则是每个人都存在的。
在一些特殊背景下，一些女人同样会对丈夫嫖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鼓励，这便又属于相容型外遇了。
曾有一位正处于孕期的妇女，在给我的电话里讲述了她对待丈夫的态度：“我知道男人这段时间很难过，所以每逢他出差的时候，我都在他的包里放上一盒安全套。别人都说我太惯丈夫了，但他很感激我。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在中国，视嫖娼之“罪”轻于找情人之“罪”的女性，占绝大多数。能够漠视丈夫嫖娼的女人，在一些性观念开放的地区和人群中也呈渐增之势。
职业卖淫者的存在，使得性欲得不到渲泄的人士有了一个可以获得满足的途径，焦虑症与性犯罪相对减少。但是，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泛滥也对我们发出了警告。不断有学者呼吁，对性工作者采取简单的“扫黄”政策收效甚微，应该采取正视的态度，使其纳入合法的管理体制中。
嫖娼型外遇多发生在收入相对低、社会地位相对低的人群中，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中只会偶尔出现，毕竟，后者更易于得到情人，而情人既不需要付费又能提供精神安慰，自然非性工作者可以取代。
【四、同性恋外遇
从1994年起，我一直在对中国的男女同性恋者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到1998年底已经积累了数千例的宝贵个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外遇问题。
所谓同性恋外遇，即已婚者与同性发生的性爱关系。
中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不得已的要进入异性恋婚姻中，同性恋者不能对社会和家庭公开自己的性取向，随着婚姻的到来，无法回避地要面对结婚的压力。许多同性恋者采取各种方式，以各种借口推迟婚姻，但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使得许多同性恋者无处藏身。为了让父母安心，甚至为了获得在单位分房的资格，同性恋者往往不得不结婚。还有一些人，是在婚后才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
绝对性的同性恋者，很难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男同性恋者更是如此。双性恋者虽然能够与配偶做爱，但他们对同性仍存有一份强烈的向往。一些男同性恋者勉强使妻子怀孕后，便彻底地解放自己，再不与配偶发生性关系了。同性恋婚姻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而这是由异性恋主流文化造成的。
在中国现有文化下，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可能一生压抑着自己的性倾向。但是，近年来国内同性恋亚文化获得了很大发展，众多学者、作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使得同性恋者开始认同自我，同性恋社交网络也快速形成，同性恋者结识同道的可能变得多了起来。已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