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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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甲午-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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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棉纱初来之时,货细价廉,人尽乐用,上三年进口五千七百四十二担。嗣后价值日昂,而销路渐减,至是年(1901年)进口仅有三百二十担之数。”(注:《光绪二十七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0页。)广东兴宁地方也是出产土布的地区之一。“兴宁为本埠棉纱商业一大销路。传说此项生理,陆续有歇闭者。”“夫棉纱用以织土布,向日该埠工艺兴旺,土布为出口大宗。自日本法兰绒等类流入中华以来,人多喜用,土布自形不佳。”(注:《光绪三十三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9页。)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印度棉纱进口也为大宗。“印度棉纱运入北江各境城乡墟市,借供织造土布之需,为数甚巨。凡其所制布匹,彼都人士,每多乐购服用,缘此遂致洋布一项,销路亦为之梗滞矣。”(注:《民国元年三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37页。)在东莞,“印度棉纱进口加多,且价值又昂,多系运往东莞陈村等处销售。”广东东莞陈村,其本身并不见有棉布生产,而是印度棉纱销往内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闻内地各乡需用此物以织布匹,故此销流日广。”(注:《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8页。)

    在福建,关于福建印度棉纱价格变动情况,“棉纱则有百分之十由印度而东来者,共八千三百包计二万六千担到福州。去年(1895年)只有一万六千担,其通行之货色,则系十二号、十六号、二十号为多,价值及此年终每包重三担,由九十元五角涨至一百五元六角半,由是处金价高昂,半由雨水不足所致。”“全年统计,每担扯涨二两之数。”(注:《光绪二十二年福建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52页。)而对于上海宁波等地生产的土布而言,福建等地则是其土布的销售市场。“宁波、上海两处所出土布,运至本口(福建)销售,未见合算,而本地用洋纱织成之棉布一宗,售价较为便宜,是以人多购置。”(注:《光绪三十三年福建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2页。)

    而在中国北方地区,洋纱进口对当地土布生产及市场销售,想必产生重大影响。如在“直隶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各属,并京东、乐亭、宝坻等县,向产棉花,既多且佳。近年民间织布,其线大都买自东洋,亦系因无纺织机器,以致有此漏卮。”(注:伊犁将军长庚《奏伊省购订纺织机器运至直隶办理织布局》,《光绪政要钞本》,《实业七》“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这里所说的“乐亭”等地,不仅以盛产棉花著称于世,也“是以棉布著名的,这种布过去是用土产棉纱织的。但是由于进口的洋纱又便宜又好,因此便放弃了纺制土纱”。(注:decennialreports,1902-,p。183。)在山东,因海上贸易的关系,外国洋纱极易大量流入,并且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据点。如在烟台,“上海棉纱逐年减少,内地所用者多取自青岛。土布一项亦见少,因日本布匹灌入甚多,被其侵夺耳。”(注:《光绪三十二年烟台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1页。)在胶州,原本与上海等地的棉纱交易关系甚为密切。“外来之棉纱减少,系因本省产棉甚富,内地乡民当冬令农事完毕,皆从事于纺纱。在前多仰给上海运来之棉,现本省产棉即(既)多,更足以更运出口,想见其棉价必廉,而纺纱者购用合宜,又能多获利益也。”(注:《宣统三年胶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3页。)

    四川于20世纪初也是洋纱进口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重庆,“本年(1903年)进口洋纱,所以日见其旺者,大半为本省纺织之用。闻织出之布,销售甚易,故本年印度纱较之往年增至十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三担,可为明证矣。惟日本纱本年进口数甚细微,仅有七百九十一担,英国纱二百九十四担,与上年无相轩轾。中国机器纱本年亦仅有九千五百七十九担,货色日精,极易纺织,只缘价值不能与印纱相?,故销路即不能与印纱争胜,而日本与英国之纱其见绌情形,亦复如是。”(注:《光绪二十九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20-21页。)关于印度纱与中国纱在四川的销售情况,“闻前数年曾有人云:中国机器棉纱,将来行销川省各埠,足可抵制印度纱之进口。查数年贸易册所载,印度棉纱进口数目,与中国纱综观,亦觉不相上下。查原色布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通盘扯算,每年进口共有四十一万余匹,今以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照前扯算,每年进口已跌至三十一万余匹,皆因民间多有购纱,自织土布,抵制之故。”(注:《光绪三十四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29页。)

    云南曾是土布纺织的大省,在洋纱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日本纱、印度纱则为其大宗。而在云南的对外贸易中,“洋货入内地,向以洋纱为大宗。发本省(即云南)内地销售之货,洋纱则居百分之七十分,发贵州占百分之九十四分,发四川则全系洋纱。”(注:《光绪二十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12页。)而印度纱“进口最多,然从东京厂所出之棉纱进口数目,虽不能与印度纱比较,亦可从缓相?。”究其原因,乃在于“云南所销之纱,惟十号之纱最易,价贱者印度纱而已。东京纱较印度纱尤为齐整,故价值稍高。然市人所买之纱,不论齐整,总以价贱为妙。”(注:《光绪三十二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02页。)日本纱与印度纱的进口比例,如果以1910年“棉纱进口统共价值而论,则印度纱占百分之七十五,东京纱占百分之二十五。棉纱进口有百分之六十运销通海局厂,百分之二十运销曲靖,百分之十运销云南府,其余运销各镇小局。”(注:《宣统二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45页。)

    表9为1868年至1899年历年洋纱进口量统计。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其中自1868-1873年的价值的计量单位,原资料为上海海关两,为统一计换算成海关两,其比价为上海两∶海关两=111。4∶100。表中之指数以1868年为100。

    表9历年洋纱进口量统计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其中关于数量与价值的数据,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96页。

    从上表进口洋纱数量与价值量,可以看出1868-1899年的31年中,进口洋纱的数量及价值量上升34。17倍,其上升幅度是相当惊人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口量上升幅度最大是从1890年开始的,除1894年度略有下降外,其余年度都呈现出逐年平稳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看法:

    一、晚清时期中国地域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与棉货贸易区域的划分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体系中,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机器工业成长速度也有直接关系。

    二、贸易与生产体系的内部结构,主要表现在生产部门的分工上。如果说在早期棉布贸易为棉纱贸易所取代的话,那么中国早期的机器棉纺业的形成,自然与棉纱的贸易有直接关系。

    三、机器棉纺织业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土布生产体系解体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社会经济的变迁与整合的过程,则是棉货贸易发展与机器生产体系确立相一致的。

    四、机器棉纺织工业中的地域差异,应该说与外国棉纺织资本力量、技术实力、本地工业的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的不同有直接关系。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早期棉纺织工业的形成与发展,应该说与其传统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体系,以及与外国资本、技术的联系,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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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清》评论区特刊合集() 
按照朋友们的要求,把以前写的评论收集了一下,都放在这里,喜欢的话可以看看。

    《篡清》评论区特刊――归来的奥特曼

    奥特曼终于结束了加沙之行,与公元2009年1月9日归国。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奥特曼在机场发表了一万多字的讲话,希望得到广大粉丝的支持和理解。在讲话中,奥特曼引用了他所推崇的一位

    历史人物徐一凡的话--“天变了!”来表达自己此刻内心的感受。

    对于自己此次加沙之行的细节,奥特曼以过于匆忙为由,未做过多解释。媒体对此都颇有猜疑,奥特曼在加沙战火正酣之时忽然回国,想来与最近受到外界的压力和责疑有关。而对于有媒体问到奥特曼今后的安排,奥特曼未与置评。虽然伴随着奥特曼的回归,还有种种猜疑、不满和困惑,但是绝大多数媒体还是持肯定和欢迎态度的,并表

    示将对奥特曼下一步的行程密切关注。

    《篡清》评论区新闻社为此开辟了专栏――归来的奥特曼,希望读者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

    《篡清》评论区特刊――奥特曼专访

    公元2009年1月11日,《篡清》评论区新闻社记者应广大评论区粉丝的要求,对奥特曼进行了一次严肃而热情的专访,现实录如下:

    记者:自从加沙回来后,你一改往日低迷的状态,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你对自己的表现有何感想啊?

    奥特曼:很辛苦,很累。

    记者:这种心情是否也是你当初忽然选择去加沙拯救世界和平的原因呢?

    奥特曼:也许吧。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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