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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和三年春，苏峻攻入建康。
庾亮跑到江州（驻浔阳，今江西九江）投奔温峤；王导和各方关系都不错，黑白通吃，所以他留守都城，周旋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卞壸带领两个儿子和叛军战死，这叫“一门忠烈”；尚书左丞孔坦预见到穿着军装被杀的几率很高，于是脱掉戎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乱』兵入城，王导和几个朝臣保护着小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像右将军刘超，已经是第二次在『乱』军中保护皇上了，那个象征皇帝指挥枪的驺虞幡在王敦之『乱』中还用过一次，但是不管什么用，这次又拿出来了，苏峻集结的人马更不认识这个玩意儿了。朝廷只能赌『乱』军还有最后一丝底线，那就是不杀皇上，何况皇上还是个孩子。
朝廷控制不了苏峻，苏峻也未必能控制得了部曲，『乱』军给了皇上个面子，但对达官贵人就不好意思了，抢掠一番是必需的。官家积攒的民脂民膏，“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苏峻道声不好意思，笑纳了。
苏峻开始试图主政，他也不完全是个武夫，他把王导的名字排在自己前面，把庾亮得罪过的宗室如弋阳王司马羕也请出来，自合伙人祖约以下，一律封官加爵，大家继续团结在小皇帝这个小核心周围，一个朝廷的场面也就撑起来了。
庾亮跑到江州，宣庾太后诏，以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鉴司空。
庾亮和温峤决定组织联军平叛，两人互推为盟主，经温峤从弟温充提醒（很可能是温峤的意见），他们俩最后一致同意推举征西将军、时任荆州刺史陶侃担纲盟主。陶侃当年随刘弘经营江淮防务，平灭张昌，司马睿能够立足江左，陶侃实有奠基之功。
不管庾亮前期多么不谙世故胡『乱』作为，但庾亮有一个好处，就是做事还算秉持公道，没有像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些外戚国舅爷，唯以专权为能。庾亮尊重王导，推重温峤，团结了郗鉴等共患危难，共度时艰，庾亮此后主动放弃外戚的所谓“皇权代理人”身份，把主导权实际上交给了温峤，这在过去叫“忠公体国”，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平息苏峻之『乱』，是在温峤的主持下完成的。
温峤，字太真，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祁县、太谷、平遥地处晋中盆地，是俺老家山西比较富庶的地方，也是山西票号的发源地。
温峤的姨母是刘琨的妻子，刘琨当时在险恶复杂的情况下与匈奴人、羯人角逐，与鲜卑人周旋，温峤在刘琨帐下为谋主，刘琨见北方大势已去，决定安排温峤到南方。他对温峤说：“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
刘琨这叫爱国不忘给自家人布局。
年仅三十岁的温峤来到建康，和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一众名流相处甚洽。司马睿对温峤也很器重，安排他到东宫任太子中庶子，和庾亮等年轻干部形成同气相求的“太子党”。
温峤做事要比庾亮稳当很多，推举陶侃做盟主锐圆以为是他的主意，没有荆州军团的参与，温峤自度是打不过苏峻的。
陶侃“因不以顾命为恨”，顾命大臣有时是皇帝临死前指定，有时是皇帝死后由主政的大臣挑选若干重臣组成，是一种荣誉。庾亮没有把陶侃安排到顾命大臣名单里，陶侃感觉这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所以陶侃对温峤和庾亮的推举，还有些拿捏摆谱。在温峤的多次劝说下，后来虽然答应了，但派兵的时候又扭扭捏捏，欲进还退，又是温峤不厌其烦，多次写信劝说，恰好苏峻又杀了陶侃的儿子陶瞻，这才终于让老陶下决心披起战袍，兼道而行。后来这老头还是一直别扭，加上久战无功，联军随时有崩溃的可能，全赖温峤顾全大局，一力维持，这才终于平了苏峻。
当温峤把各方力量集合在一起，舟师直指石头，苏峻登烽火楼，望见士众之盛，面有惧『色』，谓左右曰：“吾本知温峤能得众也。”
在中国官场，善于团结，善于协调，这是第一能耐，温峤有这个能耐。
苏峻是在醉酒之后马失前蹄，为对方所乘。
前赵的刘曜也是如此，也是醉酒，从马上摔下为石勒所俘。
第21章 晋室无政（）
显宗成皇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
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及峻平，陶侃奏敦沮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赴，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忧愧而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苏峻战死，部下拥戴其弟苏逸继续战斗。当时，军队的私人属『性』十分清晰，所以皇帝必须是最大的暴力集团首脑，朝廷就应该是最大的黑社会。
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与建康令管旆（pèi），准备偷偷把小皇帝送到温峤率领的平叛军那里（《资治通鉴》用中『性』词“西军”），结果被发觉了，苏逸命部将任让入宫逮捕刘超、钟雅。小皇帝抱着两个人悲泣道：“还我侍中、右卫！”
苏峻之『乱』折腾了一年多，终于平定，苏逸被斩，当将军曹据把小皇帝司马衍抱到温峤的战船上时，“群臣见帝，顿首号泣请罪”。
杀害刘超的任让被俘，陶侃和任让有旧，为任让说情，希免一死，小皇帝说：“是杀吾侍中、右卫者，不可赦也。”司马家的皇帝，不管傻的，还是小的，记『性』都不错，惠帝司马衷记得“此嵇侍中血”，成帝司马衍记得“是杀吾侍中、右卫者”。
魏晋时，大臣出任方镇或督军时，皇帝要授予“节”，王导当时曾“假节”督讨王敦，结果失节于石头。小皇帝和西军首脑们相聚石头，王导印爬狭骋怖戳耍谷萌税锼一厥Я说慕冢召┑髻┩醯肌八瘴浣谒撇蝗缡恰薄Ｋ瘴涫剐倥拍瓿纸谌绻剩醯际Ы冢檬艿髻�
另一个不好意思的人是庾亮，他见了外甥皇帝，“稽颡哽咽”，之后，庾亮坚决要求到地方任职，以效命补过。
苏峻之党路永、匡术、贾宁等，在失败之前，反正过来，归降朝廷，王导认为应该给他们加赏官爵，温峤坚决不同意：“这帮人能够反正，最多可以抵罪，留下他们脑袋就不错了，怎么可以再给他们加官晋爵呢？”——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对投降的敌军将领，也是这个待遇，免死而已，这样才能保持奖惩体系的公正『性』。
湘州刺史卞敦，拒不响应紧急号召，拥兵不动，人不来也罢了，粮草也不支援，这得秋后算账——陶侃奏请将卞敦哥哥“收付廷尉”。王导好人做惯了，又忍不住出面，用“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让卞敦异地做官，转任广州刺史。就这样，卞哥还称病不去。
好久不吭气的司马光终于忍不住了，来了段“臣光曰”，大骂“晋室无政”。（详见本节引文。）
陶侃为任让说情，但没成功，这只能怪任让杀的不是一般人，是皇帝身边的人，是皇帝亲近的人。小皇帝不懂坚持原则，也不懂讲政治，只知道讲感情，所以任让必需死，但他似乎是死于皇帝的情绪而不是死于国法。卞敦在国家危难之际，麻木不仁，好自为之，罪在不赦，却因为王导“讲政策”不仅没事，反而可以异地做官，当然当时的广州不如现在吃香。
“无政”者，在今天就是“不讲政治”。
专制帝国不讲法律，但必须讲政治。
讲法在法治国家是立国之本，讲政治在专制国家是立国之本，都是最高原则，都不能马虎待之。
“讲法”讲究的是就事论事无罪推定，不仅注重证据，而且注重程序，但一般情况下，根据条文办案，不考虑影响，在西方有些国家，法官在处理某些案子时，甚至要对他进行“媒体屏蔽”；“讲政治”讲究的是结果正义，要考虑影响，要平民愤，要励人心。讲法时，有所谓民愤极大者可能因证据不足程序有瑕疵而无罪开释，但在讲政治的时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就非杀不可，即使有冤，如果在政治上能得分，那就得借你人头树咱的威信！
当然，法治国家也讲政治，但法律的底线不能突破，依法处理的时候，也要注意引导社会和人心向上向善，但在具体问题上并不以此为出发点。专制国家也讲法律，但一般是调节百姓和草民之间的矛盾关系，事件一旦有了社会影响，就会用讲政治的模式来解决，权力代表最高正义来裁决。
中国现在是“双讲”，有时讲法，有时讲政治，但经常容易讲混了。
在“双讲”的地方，一是怕把政治问题推诿给法律，在那里空转，二是以讲政治干涉讲法律，让法官来实现政策意图和政治意愿。
王导是既不讲政治，也不讲法律，他只讲关系；陶侃也一样，也是看关系。这帮老官僚一定要把朝廷弄成“关系朝廷”，国家弄成“关系国家”。我的关系多，我的路子就宽，我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证；你没关系，你不管是讲法律去告状，还是讲政治去上访，统统都没有用，你没有关系网兜着，就应该以自由落体的速度直接坠入地狱。
第22章 石勒有政乎？（）
显宗成皇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
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温峤卒，葬于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