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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李寿颠覆了李期的成国，改国号为汉，变成了李汉政权。李寿的左右有的劝他承认建康，也有的劝他登基，最后李寿很公平地说，咱请神仙代理卜一卦吧。算卦的说，您可以做数年天子。算得真准！李寿君臣的对话很经典。赞成的说：“一日尚足，况数年乎！”反对的说：“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李寿回答最精彩：“朝闻道，夕死可矣。”
李寿任命自己做皇帝。
这边司马衍任命王导做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任丞相。魏晋期间，丞相和司徒的工作内容差不多，但地位有不少差别，再弄个什么加九赐，地位就直『逼』皇帝了。另外任命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十七岁的皇帝这时还不能主导朝政，这种任命和安排，是朝廷政治势力平衡的结果。
王导是士族代表、开国元老，平苏峻后，王导阻止了迁都的动议，安抚政局，等于老革命再立新功劳，威望又达到了高峰。他的主要反对派，一个是卞壸，在苏峻之『乱』中死了，另一个就是陶侃，也死了，最主要的是庾亮，但庾亮因为招致苏峻之『乱』风头气势都挫伤不少。
认资格的官场最后就是谁的命长谁有后劲，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智者相逢命长的胜。庾亮在外交内政诸多方面与王导政见不合，且有谁主朝政的重大利益冲突，所以一直想办掉王导。
郗鉴的身份，有学者称之为“流民帅”，那些在动『乱』岁月组织流民的地方官、官宦子弟或平民，如荀晞、祖逖、苏峻、祖约、刘遐等，皆可称为流民帅，安元鼎（北京一家收容上访群众的保安公司）的老总在那个时代，也差不多能“帅”一下。郗鉴是郗虑的玄孙，当年曹『操』出任丞相，拉郗虑任御史大夫，处理完伏后案脏手后，老郗就不见了。
王导为了培植自己的人脉关系，巩固权力基础，经常是良莠不分，所以搞得朝廷有些乌烟瘴气，庾亮认为必须除掉王导，才能整肃政纪，扭转颓风。但是他单独的力量办不了这事儿，他给郗鉴写了一张便条，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不能面商，非要留字迹吗？庾亮讲得很生猛：“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
郗鉴拒绝了庾亮的合作请求。从公讲，郗鉴不想再发生内斗；从私讲，郗鉴和王家关系不错，《世说新语》里有郗公到王家相女婿的故事，“东床坦腹王右军”的典故就出在这里。
后来庾亮又大声主张“开复中原”，北伐固其志也，但有时主战或主和往往又和内政密切相关。庾亮不排除有寒碜王导的用意，你们这帮朝中大佬，难道不知道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吗？
不知当时是什么情况，在南宋以后，凡丧失国土不思振作恢复者，都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凡读历史，常有这样的情况，看到古人不做应该做的事就替他们着急，替有见识的古人抱不平。即在今天，也是一样，但是一旦真的置身其中，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对错认定永远搞不过利弊取舍；其次，即使正确的事情如果要件不具备做不下去，或者做法有问题，随时可以变成灾难。历史上这样的公案太多了，越往后代，当初没有做的那些改革、主张到底是对是错，已经没有实践这个标准衡量了。当时的各种条件、环境甚至气氛都没法还原了，所以就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各取所需的纪念和反思。
从公元316年元帝登基起到公元339年王导去世，自元帝、明帝，从刘隗、刁协到庾亮、卞壸等都似乎在前赴后继地和王导斗争，这种斗争不是刺刀见红的，王导的『性』格和政治手腕都让这种斗争控制在不了了之的状态，反正有一部分人一定是这样评价的：凡是王导意见占主导地位，就相对安定；凡是反对他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就会有武装叛『乱』。
如果说晋室一定会完蛋，它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是王导这样让它慢慢安乐死更好，还是庾亮这样让它差点死在手术台上更好？如果庾亮等的主张得以彻底实现，晋帝国是不是真有雄起的那一天？我们或者不用等到大唐（且以唐为标准）崛起的那一天。
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怎么治才更好已经很难讨论清楚了，联想到当下，就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有没有必要改还存在争议，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病还存在争议，怎么开『药』方，吃什么『药』就更是七嘴八舌无定论了。
不管怎么争议，庾亮这种从肉体上铲除政见不同者的做法是必须谴责的，即使在当时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他在今天的话就更不可以了。国家方向确定下来，具体的政策，各种利益的博弈最好是放在议院里争议，吵犹不及打架也可以，议员打架，老百姓肯定安逸，国家亦可长治久安。
第30章 庾氏谢幕（）
显宗成皇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
庚申，始兴文献公王导薨，丧葬之礼视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参用天子之礼。
王导死后，极尽哀荣，丧礼参照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懿之弟，坚称自己是魏国的最后一个忠臣）的待遇，这是“王礼”，然后犹嫌不足，“参用天子之礼”，也就是借鉴了天子丧礼的一些做法，“王与马共天下”可谓有始有终。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官场是个关系场，人脉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最扎实的权力基础。对于王导来说，二十多年来，国事就是家事，家事就是国事，对于皇帝和群臣来说，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老爷子，庾亮以辅臣之重、国舅之亲，一直想扳倒他，但老爷子树大根深，扳倒大树带起来的泥土不知道有多少吨，所以庾亮扳不动。
王导生前推荐丹杨尹何充为自己的副手，何充在王敦手下做过主簿，顶撞过王敦，这倒不是何充很有个『性』，主要是因为他是王导的外甥，何充的母亲是王导老婆的姐姐，何充的老婆又是明帝穆皇后的姐姐，婚姻让东晋君臣更团结。
以做官为事业的人，当然要讲究事业传承，不但要传给自己的子侄，也要传给远方亲戚、门生故吏，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传承更可靠、更有繁殖效果，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退休或死亡以后，没人翻旧账、没人找麻烦。
王导死后，郗鉴、庾亮也先后死了。庾亮的弟弟南郡太守庾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另一个弟弟庾怿为“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魏兴”。还有一个弟弟庾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一如当年王氏兄弟，军权政权一把抓。
如果说大家对十年动『乱』有什么总结的话，那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在各自的码头各自进行政治繁殖，你不检举我，我不反对你，大家管好自己的小兄弟，慎用否决权，枪口尽量一致对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利益。
庾氏兄弟总体上素质还不错，庾翼虽然年轻，但“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庾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翕然称之，以为贤相”。要么是庾氏兄弟真的不错，要么反证了锐圆哥哥的观点，在和谐时代，舆论一律，官官相护，一团和气，大家都是高邮双黄蛋——咸（贤）的。只有内部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史书上才会有好人和坏人并存的情况。
公元342年，成帝司马衍突然生病，紧接着就去世了。司马衍死时才二十一岁，司马衍“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皇帝懂节约，就可以打七十分以上。当年庾亮杀了王室司马宗，司马衍不知道，有一天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庾亮说这个白头发爷爷要造反，所以已经把他删除了。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资治通鉴》说：“亮惧，变『色』。”当时小皇帝的妈妈在旁边，一听皇帝这么说，马上用戒尺打了小皇帝头一下。所以《晋书·后妃传》中有庾后“持尺威帝”的说法。
后来，王导能得享尊荣，可能和他神『色』谦和有关，在成帝司马衍眼里，王导可能比舅舅庾亮还可亲。皇帝和王导关系亲近，庾亮还没有跋扈到非让皇帝天天哭鼻子的程度，庾亮和王导能够共处始终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
司马衍虽留有两子，但尚在襁褓之中，庾冰就建议立成帝的弟弟司马岳，理由当然是国赖长君，但史书的解释是庾冰“自以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它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立成帝的儿子庾冰成了老舅舅，而立成帝的弟弟依然是舅舅，亲戚是一辈比一辈疏。成帝当然希望能立自己的儿子，但是不获舅舅们的支持，这么小的儿子所托何人？只要还没有愚蠢到家，就知道委曲求全，保全两子『性』命已是最重要的了。
司马岳即位，是为康帝。
且说新皇帝司马岳把皇兄葬了，在葬礼上，司马岳对庾冰、何充感叹道：“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何充是王导的政治遗产继承人，『性』格很冲：“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
何充主张立成帝司马衍之子，和庾氏兄弟观点不同，但是双方没有因为这事儿冲突起来。
司马岳在位不到两年，就生病去世了。国赖长君，司马家的长君偏偏命都不长。庾氏兄弟想调回头来立司马衍的儿子继位，何充站出来说话，主张立司马岳的儿子。庾家兄弟已经转移了帝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