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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还要对顾和的批评点头称善。首先，宰辅的大度客气是要有的，顾荣、纪瞻、贺循等，都是江南地方派，对地头蛇二代客气一点没有损失；王导和顾和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也不在一个频道，他也犯不着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取得对方的理解；王导只是要了解地方的情形，并不一定要对地方的各种贪渎违法事由全部一一处置，这又涉及为政宽严的老话题上了，在这个层面，“网漏吞舟”也许确实打动了王导。
永嘉初（307年），司马睿南下过江，就有录事参军陈（yun）向司马睿和王导建议：改革西晋之制，破除流风相染的恶习，要求官员小心恭守，不要再放肆清谈，明信赏罚，严正纲纪。
陈“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王导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出为谯郡太守”。
西晋亡败，洛中浩劫，如此惨痛的教训，按照常理，当局者应该深刻反思，南渡之后也应该有一些改弦易辙拨『乱』反正之举，但是主导内政的王导，遵循的是保守路线，不是改革路线。他迫切需要掌控一切，却没有想着改变什么。
司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子司马绍，“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yi）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司马睿不仅让太子思想上接受“用申、韩以救世”，而且为太子指定了“太子党”，其中庾亮后来就和王导针锋相对。
司马睿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但是他对陈综名责实的建议却没有采纳，或者说隔着王导也没法采纳，是不是自己无法作为，才向太子赐《韩非》书？
是年六月，司马睿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wěi）俱为帝所宠任”。司马睿宠任刘隗、刁协干了些什么呢？“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这些人和他们做的事“为王氏所疾”，并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刻碎之政”，这显然和“网漏吞舟”是两种政策两种政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王导和顾和（代表江南士族）都主张不折腾，不改变，甚至是不作为，因为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是最大化。
刘隗和刁协主张“崇上抑下”，这是典型的法家思维，加强君权，针对的正是分享君权的王氏。因为政治主张是严肃纲纪，强化管理考核，加之『性』格也就刚忤，刁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不像王导这样温润如玉讨人喜欢，所以政见之争最后肯定变成人品『性』格的冲突，结果是没有对错，只有一地鸡『毛』——中国的政治大抵如是。
是年，除了提拔任用刘隗、刁协，司马睿还发起过一次反思论坛，“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御史中丞熊远的上疏，以为：
“胡贼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军进讨，一失也；
“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二失也；
“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惟事请托，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
熊先生沉痛地指出：“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安得朝有辨争之臣，……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锐圆哥哥只能点头附和：“难矣！难矣！”
第5章 老丈人造反（）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汉主聪寝疾，征大司马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曜、勒固辞。乃以曜为丞相，领雍州牧；勒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勒辞不受。以上洛王景为太宰，济南王骥为大司马，昌国公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
癸亥，聪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改元汉昌。葬聪于宣光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无礼，无复哀戚。
在晋国重组朝廷欢庆伟大复兴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匈奴汉国的h1n1猪流感开始失控。刘渊开创的革命事业仅传到第三代，就遭遇清洗和篡夺。
小时候曾经和小伙伴讨论过皇帝的日常生活：
这个说：“皇帝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个说：“皇帝天天吃炸油糕。”
“不，天天吃扁食（饺子）。”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皇帝的奢侈。
更成熟的则说：“皇帝可以天天娶媳『妇』。想娶几个娶几个……”
我们关于皇帝的幼稚的想象其实相当地符合事实，起码符合匈奴汉国的皇帝生活。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娶谁家的姑娘就娶谁家的姑娘。他先是占有年轻的庶母，后来就是收罗大臣的适龄女子，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辅汉将军张实的两个女儿，中护卫靳准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因和侍卫偷情被『逼』『自杀』）……到了后来，口味又转了，开始喜欢内侍太监的养女。刘聪骄奢『淫』逸，那当然也和司马氏的子孙一样，不可能到战争一线亲当矢石，结果就是刘曜和石勒两大军头尾大不掉。
刘聪死后，儿子刘粲继位，刘粲尊靳准的女儿、自己的庶母为皇太后，随即纳为己有，文辞叫“蒸”，此儿极肖乃父，蒸了靳太后，又娶了靳准的第三个女儿为皇后。蝉联国丈的靳准先生此时升任为大将军、领尚书令——这个职务自霍光担任过以后，位居此职的人物仿佛得了老天的授权，可以撤换皇帝。
靳大将军冷不丁地发动了一次政变：他先让两个女儿忽悠刘粲同意收捕了几乎所有的核心高层，然后杀掉。继而又把刘粲逮捕，狠狠数落一通，然后杀掉。
靳准凭借自己的女儿服侍两代帝王，混到了人臣之极，实践了古往今来外戚掌权的标准路线图。但是，他没有做好篡夺的准备，而且真要篡夺也很不具备可行『性』，刘曜、石勒拥兵左右，岂能不加干涉。是贪图更大的富贵还是不堪再忍屈辱？靳准在极不靠谱的情况下突然杀死“宿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石勒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投靠的刘渊，他们臣服刘渊没有问题，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表面上再臣服刘聪也没问题，但是到第三代刘粲就不好说了，即使没有靳准诈胡，这把牌打到最后也肯定是刘粲下庄。王敦、苏峻等拥兵自重，司马睿父子不能控制他们，刘聪刘粲父子也不能控制刘曜、石勒拥兵，石勒、石弘父子同样不能控制拥兵自重的石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玩到极致就是刚玩完人就被人玩，这局一直玩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算是对历史教训有所总结。
治时文官爱钱，『乱』时武将擅权，对于老百姓来说，前者先要财后要命，后者先要命后夺财，反正是没有活路只有死路。我们这一代人对贪污腐败恶政害民算是有所见识了，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遭遇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的情况，不过，这两种状况存在于一个硬币的两面，腐败黑暗到末了，就是社会失范，就是兵匪横行。
杯酒释兵权不过也是重申皇帝指挥枪的原则，被犬儒文化浸泡过的军队，对外抵抗侵略你是不能指望的，但是欺负老百姓参与内部争权夺利，那还是绝对好使。
第6章 选举（）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先是，帝以离『乱』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亦上言：“宜渐循旧制，试以经策。”帝从之，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书郎孔坦奏议，以为：“近郡惧累君父，皆不敢行；远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今若偏加除署，是为谨身奉法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恐从此始。不若一切罢归，而为之延期，使得就学，则法均而令信矣。”帝从之，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
南渡之后，东晋司马睿政权疑似积极于国家治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恢复选举秀才、孝廉的制度。经明行修者为孝廉，看重的是德行，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后汉为避刘秀的名讳，也叫茂才，看重的是才华。
首先，建康铺开朝廷的摊子，部委编制一下来，必然要大量补充干部；其次，通过这个制度的执行，可以大大增强东晋政权的正统权威；第三，恢复这个制度，应该也有安抚江南精英的考虑。总之，和“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意义差不多。大『乱』之后，拨『乱』反正很容易获取人心。
对东晋来说，当时有根据地，有游击区，有敌占区，即在平常，官缺也是有瘠有腴，何况战时，靠近敌占区的某些领导岗位恐怕安全系数很低，所以，从民间选举干部，也有替士族高门贴心考虑的一面。自从有了领导干部必需带班下井的规定，估计就会有一批领导从一般职工中选拔出来。
根据魏国最初的制度，孝廉每年每十万人推举一位，秀才则不按人口比例来，有则举之。选秀举孝是汉代的制度，晋沿汉制，同时也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秀举孝充实公务员队伍，九品中正制推举的上品充实领导层，大概如今天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