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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咬紧嘴唇，这说明他在思考。
“不，这不能在报上登这种启事，”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终于说。
“怎么？为什么？”
“是这样。报纸会名声扫地。如果大家都来登启事，说他的鼻子跑掉了，那么现在已经有人在说闲话了，说什么报上尽登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和无中生有的谣言。”
“这件事哪点古怪呢？我觉得一点也不古怪。”
“不古怪，这是您的想法。可就在上星期，也出了这么一回事。跑来一名官员，就像您现在这样。拿来一张纸条，按字计算付了两卢布七十三戈比，启事的内容是丢失一条黑色鬈毛狗。看来这不成问题吧。结果是诽谤：这鬈毛狗原来是某机关的财务员，哪个机关我可记不得了。”
“我可不是登什么鬈毛狗的启事，我是登我的鼻子的启事：因此跟登我本人的启事几乎是一回事。”
“不行，这种启事我无论如何不能登。”
“可是我真的丢了鼻子呀！”
“既然丢了鼻子，那是医生的事。据说，有些医生能给人按上随便什么样的鼻子。不过我注意到了，您是一位性情快活的人，喜欢跟人开玩笑。”
“我敢对您发誓，那是真的！事情既然弄到这个地步，我也只好让您看看了。”
“何必劳神！”职员闻着鼻烟，继续道，“不过，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他动了好奇心，又补充了一句，“我倒真想瞧一瞧。”
八等文官从脸上拿开手帕。
“真的，太奇怪了！”职员说，“那地方完全光溜溜的，倒像一张刚烤得的薄饼。是的，平整得简直不可思议！”
“怎么样，您现在还要跟我争辩吗？您自己也明白，这启事是非登不可的。我将万分感激您。而且很高兴借此机会有幸结识您”
从以上谈话可知，少校已拿定主意这一回要多奉承他几句。
“登则启事嘛，当然啦，问题不大，”职员说，“只是我不认为这对您有什么好处。如果您愿意的话，不如去找一位有生花妙笔的人，把它写成一篇真人奇遇的稀世之作，文章可以登在北方蜜蜂报北方蜜蜂报，（1825—1864）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政治与文艺报纸。上（说到这里他又闻了闻鼻烟），这对青年不无裨益（说到这里他擦了擦鼻子），也可供广大人士猎奇。”
八等文官完全绝望了。这时他的目光落到报纸下面的剧院演出广告栏上，看到一位漂亮的女演员的名字，他的脸正要漾出微笑，手也伸到口袋里，摸摸是否随身带着蓝票子面值五卢布的纸币。因为依科瓦廖夫之见，校官看戏非得坐池座不可——可是一想到鼻子，好情绪全给败坏了。
职员本人似乎也被科瓦廖夫的艰难处境感动了。为了多少能减轻他的痛苦，他认为应当说几句深表同情的话：
“您遇到这种意外，说真的，我心里也很难过。您是否想闻闻鼻烟，它能治头痛，解烦闷。甚至对痔疮也很管用的。”
职员这么说着，给科瓦廖夫递上鼻烟壶，相当灵巧地把嵌着戴帽美人小像的盖子托在下面。
这一毫无恶意的举动，气得科瓦廖夫再也忍不住了。
“我不明白，您怎么专找这种时候开玩笑，”他愤愤地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缺的正是那个能闻东西的家伙吗？让你的鼻烟见鬼去吧！我现在见不得它，别说您那发苦的桦叶，您哪怕给我好闻的上等细烟叶也不行。”
说完这番话，科瓦廖夫万分懊丧地离开了报纸发行科，径直去找区警察分局长。这位先生极爱吃糖，在他的兼作餐室的前厅里，放着不少圆锥形的大糖块，这些都是商人为了表示友谊给他送上门的。厨娘这时候给分局长脱下当官穿的过膝长筒靴；剑和全身披挂已经一件件稳稳当当挂在角落里，令人望而生畏的三角帽已经被他三岁的儿子拿去当了玩具。经过这一整天紧张的操劳之后，他正准备享受一番清闲的乐趣。
科瓦廖夫到他家时，他正伸着懒腰，喉咙里哈哧一声，说道：“哎呀，要能睡上两小时那才美哩！”所以可以预见到，八等文官的到来是多么不合时宜。分局长是一切艺术品和手工织物的热心奖励人，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国家发行的纸币。“这玩意儿，”他通常这样说，“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它不吃不喝，不占多少地方，口袋里总搁得下，掉在地上也摔不破。”
分局长相当冷漠地接待科瓦廖夫，说：饭后不是办案的时间，又说，造物主早有规定，饭后要稍事休息（从这句话里八等文官可以知道，这位警察分局长对古代先哲的至理名言倒不是一无所知的），还说正派人的鼻子是不会叫人割掉的，这世上形形*的少校可多啦，他们连一身干净的衬衣裤都没有，就知道成天在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鬼混！
此话可谓一针见血！须要指出的是，科瓦廖夫这人心胸狭窄。如果别人说他什么不是，他倒还能原谅，可是如果事关官阶或职位，那他是绝不含糊的。他甚至认为，在上演的戏剧里，有损尉官的台词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但对校官的攻击是无论如何不许可的。分局长的态度使他万分狼狈，他一甩头，两手一摊，神色庄重地声明：“老实说，听了您这番侮辱人的指责，我已经无话可说”立即扭头就走。
他拖着软弱无力的双腿回到家里。这时已经暮色四合。经过一整天无谓的奔波之后，他觉得连寓所也显得凄凉，令人厌恶。走进前厅，他看到仆人伊凡正仰面躺在污迹斑斑的皮沙发上，不时用口水吐天花板，而且每回都相当准地吐在同一个地方。这家伙的自在劲儿真把他气疯了，他甩帽抽他的脑门，骂道：“你这蠢猪，尽干傻事！”
伊凡霍地跳起来，慌忙替主人脱下外套。
进了自己的房间，浑身无力、满面愁容的少校急忙坐进圈椅里，叹了几口气才说：
“天哪！天哪！怎么会这么倒霉呢？哪怕我断了胳膊断了腿，那也好些；哪怕没有耳朵，虽然难看，不过还可以凑合，可是人没有鼻子——鬼知道像什么东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种丑八怪只配扔到窗外去！这鼻子如果是在战争中或者在决斗中被子弹打飞的，或者是我自己不小心弄掉的，这些都还好说；可它丢得不明不白，毫无意义，一钱不值呀丢了鼻子，这不可能呀，”他寻思片刻又说，“真是不可思议，鼻子怎么会丢了呢；怎么说也难以置信。我莫不是在做梦，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幻觉；有可能我弄错了，把理发后用来擦下巴的伏特加当白开水喝了。准是伊凡这笨蛋没有把酒拿走，我就抓过来喝光了。”
为了证实他没有喝醉，少校使劲拧了自己一把，疼得他失声尖叫起来。这疼痛使他深信不疑，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清醒的。他又悄悄走到镜子跟前，先是眯起眼睛，默默想着没准鼻子就在原来的地方，但随即他踉跄而退，说道：
“好一副丑模样！”
这事的确令人费解。要说丢失一颗纽扣，一把银勺，一块怀表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那倒也罢了；可就是丢了鼻子，谁该倒霉呢？何况还是在自己屋里科瓦廖夫少校把各种情况联系起来细细琢磨，认为最合乎情理的，恐怕不是别人，而是硬要把女儿嫁给他的校官夫人波德托奇娜的罪责了。他本人倒是喜欢向她的女儿献献殷勤，但竭力避免最终的定局。当校官夫人有一天直截了当告诉他，说她要把女儿嫁给他时，他就悄悄溜之大吉，冠冕堂皇地推说什么他还年轻，他还得服役四五年，他恐怕要到四十二岁再成婚等等。因此校官夫人准是出于报复，拿定主意要给他毁容，雇了巫婆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设想，鼻子会被人割掉：谁也没有进过他的房间呀；理发师伊凡雅科夫列维奇是星期三给他刮的脸，星期三这一天，甚至星期四这一天，他的鼻子还在——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况且，如果真有人割鼻子，他应该感到疼才对，另外，毫无疑问，伤口不可能好得这么快，变得像薄饼一样光溜。他暗自在脑子里筹划种种计划：依法对校官夫人提出起诉，或者亲自去找她，当面揭露她的阴谋。但他的思路被从门缝里漏进来的灯光打断了，这灯光告诉他，伊凡已在前厅里点上蜡烛。不一会儿，伊凡进来了，拿在胸前的蜡烛照亮了整个房间。科瓦廖夫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手帕，捂住昨天还有鼻子的地方，千万别让这蠢东西看到老爷这副怪模样，吓得他目瞪口呆。
伊凡还没有回到他那狗窝似的陋室，就听到前厅里有个陌生人在问：
“八等文官科瓦廖夫住在这儿吗？”
“请进，科瓦廖夫少校就住这儿，”科瓦廖夫说着赶紧跑过去开门。
走进来一位仪表堂堂、络腮胡子不淡也不黑，脸蛋胖胖的警官。他正是开始时站在伊萨基辅桥头的那位地段警长。
“是您丢失了自己的鼻子吧？”
“正是。”
“它现在被找到了。”
“您说什么？”科瓦廖夫少校喊道。他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出神地望着站在面前的警长，在他的厚嘴唇上和胖脸蛋上亮晃晃地闪烁着跳动的烛光，“怎么找着的？”
“这事很蹊跷：他几乎是在路上被截住的。他已经坐上了公共马车，想动身去里加。护照早就办成了，用的是一位官员的名字。奇怪的是，起初我还把他当成一位绅士哩。不过幸好我戴着眼镜，我立即看出，这是一个鼻子。要知道我眼睛近视，如果您站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到您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