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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梅也和我一样，填了招工表在家里等待。“要是给你分个不怎么样的厂子，你去不？”她问我。“不去呆在家里干什么？”“俺妈不是说，不去还可以回她这个厂吗？”“怕不是你妈说得那么容易吧？”“要不你就在这里转正，哪儿也不去。”“谁给我转正呢？”“你自己到厂里问问去呗，也说不定……”是的，我何不自己去问问呢？毕竟在这里干了一年多，人际关系也基本熟了。
厂里劳资科的科长姓郭，四十来岁，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就爱下象棋，有时在办公室也下。我找到他时，他正和一个人对弈，用专业语言就把我答复了。“车走车道，马走马道。你来这个厂是干临时工的，转正的事你就不要想。再说，这个事也不是我说了就能算的。”“莫非还要找厂长吗？”“厂长也不行，要有国家的政策呢。没有政策，谁敢给你转正？”可是晚上回奶奶家小舅却说：“啥国家政策，主要还是你那个炊事班长，他说你行你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最基层的往往是最关键的。”怪不得那一天章师问我，“你到底想去哪个厂子呢？”原来他是有反映权的。还多亏我回答得妥当，“我哪儿不想去，就在这儿给你当下手了。”“那有年轻娃干一辈子炊事员的？”看来我有必要向他表示一下决心。
于是第二天。“章师，我就想跟着你在这儿干一辈子炊事员。”“干炊事员，好么。你先给咱扛两袋面去！”唉，我究竟该怎么对他说呢？晚上回来二舅对我说：“基层是关键，如果给你转正是要征求他的意见的，但还是要有国家的政策呢。也就是你们那个劳资科长说的，没有政策，谁敢给你转正。”“那章师为什么要问我呢？”“他可以推荐你，但是没有政策，他推荐上去也不顶用。只有在有了政策的情况下才考虑他的推荐。所谓政策，就是指标。”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我想在这个厂子转正也不可能了，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任何事情都要有规矩，无规矩不成其为方圆。”舅舅说：“就象你现在招工一样，不能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国家必须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这一点，只要你的通知书一下来，你马上就会明白的。”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待着通知书。
我的通知书没有下来晓梅的却下来了，她分到了东郊一个大型的纺织厂子。“咋把我分到纺织厂了？”她拿着通知书有点哭笑不得。“纺织厂挺不错，我还想去呢。”“你是祝贺呢，还是幸灾乐祸？”“当然是祝贺了。”“祝贺个屁，那么远的，我咋照顾娃？听说，还是三班倒。”“纺织厂就是三班倒，只要工资高也没有什么。”“你咋就知道钱呢？”“那当然了。那么大的厂子，工资肯定不低，也许一去就是二级工呢！”“不和你说了，没一点志向，一天就知道个钱。”我不禁笑了：“你今天怎么谈起志向了，你究竟有什么志向呢？”“我没有什么志向，我就想把俺娃管好，所以我不想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不去怎么办，呆在家里看娃？”“我就呆在家里看娃又怎么了？你怕养活我是不是，放心，我不让你养活！”“谁怕养活你了，你就真的不要前途了？”“当一辈子纺织工有什么前途呢？”看来一时半会儿和她也说不清，还是等她的母亲来再说。不过她说我没有志向可完全错了，我又在那个厂子门口转悠了半天。
晚上，晓梅的母亲来了。“妈，我不去纺织厂。”晓梅竟然倒在了她母亲怀里。“没想到，还真把你分到纺织厂了。”尽管晓梅已经说了，她仍然拿着通知书看了半天。“我以前也在纺织厂干过，就是吃不消才调到这个厂的。”于是我问：“妈，纺织厂真有那么累吗？”“累且不说，光一天那个三班倒你先受不了，每个班都是八小时，一分钟都不能少。”这有什么，咱们国家不就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吗？“挡车工整天就在那儿站着，一天下来，腰都是酸的。”“妈，晓梅还不一定分到织布车间呢。”“别的车间也一样，女的在纺织厂没有轻省活。其实累倒不怕，最怕的就是上夜班。前夜班是半夜下班，后夜班是半夜上班，你想，都是半夜十二点以后，又那么远，一个女人，谁敢保证不出事？我有一次就碰着坏人了。”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厂里就没有想点啥办法？”“厂里半夜倒有车接送，但也不可能把人人都送到家门口，一般都是在固定的地方接送。”“妈，你也不赞成晓梅去了？”“我是不想让去，但不去又有啥办法呢，人家又不可能给咱重分。”“妈，你说得对，人家是不可能给咱重分的，还是让晓梅去吧。”她回头看了看晓梅，眼光中充满了爱怜。“要不，我回家给他说说，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她指的显然是老陈，但我想老陈也不会有办法，况且晓梅现在又跟了我，他才懒得管我们的闲事呢。“妈，你不要对他说，我去哪儿都和他没关系。他是个啥人你还不知道了，只会坏我的事，不会给我办事的。”“那他当初怎么给你办了免下呢？”“妈你糊涂得很，他给我办免下本身就没安好心！再说，他就是不办，我也能免下的。”“那咱可就再没有啥办法了。”“那我就去呗。你能在纺织厂呆几年，我也能行。”“你不怕上夜班？”
我觉得有必要把小舅的话向她们说说。“妈，你知道不，毛主席为啥让这些娃们都上山下乡呢？”“不知道，为啥？”“你看，原先的学生、中学毕业了升高中，高中毕业了升大学，升不上大学也能参加工作。就这，还不满意，还要闹；稍不顺心，就要告状。现在，毛主席让你们都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把农村那苦让你们都吃一吃。然后再让你回城，不管给你个什么工作你都高兴得很，都好好干呢。咋，你经历了，你体验了，你知道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你可不敢说这话，这是反动话！”晓梅的母亲脸色大变，竟然欲堵我的嘴。“这是俺小舅说的。”“不管谁说的，你也不敢说。毛主席咋能让娃们受罪呢，毛主席还不是希望你们好呢。”“毛主席就是希望我们好呢，不然，就都进监狱了。”“怎么会进监狱呢？”于是，我又把大舅的例子举了。谁知晓梅却说：“你大舅是个神经病，说你大舅干什么？”“就是神经病呗，不然怎么会好好地上着学却进了监狱呢。”
事情也就是这样了，晓梅总算同意去纺织厂了，可我的通知书却迟迟不见下来。也许我的工作确实不好分配。章师甚至问我：“会不会是招工办把你忘了，你去问问吧？”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毕竟社会遗忘过我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既然社会已经关注到了我们这个群体，就不会把我，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轻而易举地忘却。我想，招工办的人非但没有忘却我，也许现在，正望着我的招工表发愁呢？把这个讨厌的家伙究竟分到什么厂子呢？他为什么得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病呢？精神病按说是不分配工作的，可这个病，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此病时好时坏，发作时大喊大叫，喜怒无常；不发作时则如常人一般。”妈的，真是个怪物！象这种病，当然是不能从事高危险的作业了，机床厂、化工厂、木器厂都不能去。看来这个人只能坐办公室了，可这毕竟是招工呀！
以上想的都是比较乐观的一面，悲观地讲——事情总是要往最坏处想的，况且，我也没有那种往最好处努力的条件和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事情总是在我想象不到的环节中发生的，这不能怪事情，只能怨我把世界想得太美好了。所以现在，我宁愿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把一些以前不愿想象、甚至压根儿也想象不到的环节，尽可能地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才符合客观的实际！
于是，就象当年我站在征兵者的立场对我进行自我解剖一样，今天我又站在招工者的角度，对我以及我的去向进行了一番衡量。客观地考虑，没有危险又大量劳动的厂子还是有的，象皮鞋厂、火柴厂，从事的都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机器不过是一些原始而简陋的器具，因而劳动强度也就极高。象我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类似于山顶洞人的人，去这样的厂子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你的智力尚停留在类人猿的阶段，所以你也就应该使用石器。什么阶段的人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这本是符合社会发展史的！哎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难怪舅舅常说，我从事的是一种简单的低下的劳动。烧锅炉，用的是铁锨。切菜用的是菜刀，揉面连菜刀都不用，就是一双手！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只配去那些手工作坊，火柴厂和皮鞋厂在等着你。即使不是他们，其性质也相差无几！毫无疑问，不用想了。
但是，一无所思，一无所想，似乎又并不符合我。由此看来，我还不完全是一个山顶洞人。实际上，我的烦恼多半来自于我的思想太复杂，如果我纯粹是一个大娃子式的人，又何至于有这么多烦心的事呢？但是问题是，你给社会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娃子式的人，尽管你自己认为和后者不属于一个层次。就心理过程来说，你比大娃子复杂，甚至要求也比大娃子略高一些，但是其外在表现、却与大娃子无二。无疑，这就是我给世人的印象，也是我的悲哀所在。我如何才能让社会了解我呢，从而把我从大娃子那个群体中区分出来？舅舅常说，“你小舅就可以充当你的榜样，你看你小舅，没上过大学，却当了医生了。”我也觉得，小舅和大娃子虽然是同龄人，却相去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