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普及，许多种落国家成为神权和俗权并重的宗教国家，于是，国主为了宣扬“王权天授”的思想，便将用于宗教祭祀的祀器曲玉也列为了王权代表物。于是，右手执剑、左手持镜、胸前垂玺〔曲玉〕的王者形象便流行了开来。直到大和王朝统一日本，继续沿习了以剑、镜、玺为王者代表的习俗，并将之发扬光大，制造相关的花边新闻及旧闻、繁杂的传代交接仪式，使得剑、镜、玺终于成为了正统皇室独一无二的象征，流传直到今日。
不过，上古时代流传的草薙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真品〔如果确有真品的话〕，以及制造于各个时代的诸多赝品，早已由于战争、天灾、迁涉、盗窃而丢得不知去向，现在所流传下来，并一直在天皇继位仪式上郑重使用的，不过是依照仿制品而仿制的仿制品的仿制品罢了。
●部民、氏姓制度
日本民族蓬勃发展，甚至有余力发动对外侵略，建立任那殖民地的时期，朝鲜半岛三国鼎立，中国也正处于南北朝乱世，因此就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涌入日本，既有被掳去的战俘，也有主动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汉人〔中国人〕、新罗人、高丽人〔高句丽人〕和韩人〔任那人〕、百济人，等等，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倭国的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完善化。
就在这种背景下，四世纪前后出现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谓部民，是指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身份介乎于农奴和奴隶之间。他们或者集体在皇室和贵族的田庄中劳作，或者定期前往皇室和贵族的家庭中、工房中从事生产和服务工作。部民最初的来源是奴隶、战俘、移民和罪犯，后来相当多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氏姓制度。中国古代以姓代表血缘，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则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公社，两级分化后，其首领即被称为氏上，对内主持对氏神的祭祀，裁决氏族内部纷争，对外则代表氏族与其它氏族或朝廷接触。姓原本是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逐渐成为大和王朝赏赐给氏上以区别其尊卑高下的一种称号。比如天皇的后裔往往赐姓臣、君，很多传统氏上赐姓连，中国或朝鲜移民的氏上赐姓主、史，其它的还有别、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最尊贵的姓是臣和连，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称大臣和大连。
日本人现在的所谓姓，其实应该写作“苗字”，除明治维新后新造的或附会的苗字外，主要来源是古代和中世纪为区别同姓异流而另起的称谓，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从五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分久必合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朝鲜半岛也因新罗的崛起，即将摆脱三国鼎立的局面，倭国在半岛的殖民势力日渐萎缩。大和王朝还想挽狂澜于既倒，不停地渡海派发援军，但其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地方贵族和百姓此起彼伏的反抗。479年，500名虾夷族士兵在西部发动叛乱。527年，筑紫国造〔国即郡，造即郡长官〕盘井掀起反旗，又占据“火、丰两国”，叛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到了六世纪中叶，部民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崩溃，许多贵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缴纳贡赋的农奴和小生产者。这就引发了大和朝廷中两种思潮的强烈斗争，即是因应这种社会形势进行改革，还是维持旧有的生产关系。前者以苏我氏为领袖，后者的代表家族则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的斗争
社会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苏我氏希望利用从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思想，构建新的宗教体系，以压制地方贵族势力，完成因应社会需要的中央集权。苏我氏本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苏我满智宿弥据说曾统辖过东汉、西文、秦等氏族——从这些氏族名称便可得知，他们大多源自于大陆移民。
与苏我氏相敌对，物部氏坚持倭国原有的纷繁复杂的氏神信仰，反对崇尚佛教。552年〔一说538年〕十月，百济的圣明王向大和国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在此佛像是否应由大和国王供奉的问题上，苏我、物部两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大和国王为钦明大王，苏我氏的首脑为大臣苏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脑则是大连物部尾舆。
苏我稻目认为：“西方各国大都信奉佛教，我国怎能固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與反驳说：“我国从来祭拜国神〔指各种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国神，恐怕会招致国神的愤怒。”钦明大王无从抉择，于是下令让苏我氏先尝试单独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终外国神压倒国神，保佑苏我氏繁荣昌盛呢，还是国神压倒外国神，会使苏我氏遭逢灾祸呢？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阶段斗争，以物部氏大获全胜而告终。就在苏我氏全族改变信仰后不久，大和国内突发瘟疫，死者无数，物部尾舆趁机跳出来煽动贵族们，说这都是因为佛教传入而招致国神的不满，降下疾病来警惕世人。因为苏我稻目曾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钦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权势颇大，物部氏无法将其一朝扳倒，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烧毁佛像——从此两族仇深似海。
571年，钦明大王去世，传位于敏达大王。577年十一月，百济再次来凑热闹，献上经论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术工人，佛教再度流行开来。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趁机重新掀起崇佛的舆论，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内建造佛殿，却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破坏。流行病也赶巧，又一次发挥作用，不过这次不是在毁佛之前，而发生在毁佛以后，大和国内流行疮疥，连敏达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长满了癞疮。苏我马子于是进言，说这就是不尊佛教的结果，佛陀将召国王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也。敏达大王害怕了，只好同意苏我一族继续供佛。
585年，敏达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仅两年就死了，苏我、物部两族围绕着王位继承人问题，重新又展开激烈的冲突，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苏我马子原意立敏达大王的王后、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为女王，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则打算拥立用明大王的异母弟穴穗部。587年七月，苏我马子奉炊屋姬之命处死穴穗部，随即发兵包围了物部守屋的住宅。经过顽强的抵抗，物部守屋众寡不敌，终于被杀，从此大和朝廷呈现出苏我氏一族独大的局面——苏我马子可以说是日本史上的第一位权臣。
苏我马子最终拥戴用明大王的另一个弟弟泊濑部为王，即崇峻大王，他自己则飞扬跋扈，独霸朝纲。然而崇峻大王并非甘当傀儡的傻小子，他对苏我马子的专断十分反感，某次藉着有人进献野猪的机会感叹说：“何时能断朕所嫌恶之人，如同斩断此畜牲的脖子！”一语招祸，苏我马子听闻此事，就派亲信东汉直驹刺杀了崇峻大王，然后他又把东汉直驹杀了灭口。
大概苏我马子认为还是女人比较好控制一点，于是重提前议，擅自拥立炊屋姬为女王，即日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推古女王。
●圣德太子的改革
苏我氏的权柄，并未因推古女王的即位而更加稳如泰山，推古女王根本不买亲舅舅苏我马子的帐。苏我马子曾经请求受赐葛城的领地，但是女王推托说：“我是苏我家的女子，舅舅提出的要求，从来晚上提出的不会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不会拖到天黑，总会尽快办理。但此次舅舅的请求太过分了，如果今天无故割取县邑下赐，后代国王必会骂我是愚痴妇人君临天下！”婉拒了苏我马子的无理要求。
女王即位的第二年，册封用明大王的遗子厩户为东宫，同时授予他“摄政”的头衔，用意大概是想分夺苏我氏的权柄吧。厩户素有贤名，既虔信佛教，也仰慕中国尊王大一统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理想和苏我马子是殊途同归的。然而马子只知道擅权，厩户却希望从根本上改革旧制，建立全新的国家体系。后世尊称厩户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我国终于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起强大的隋朝。太子有感于此，派人西行考察隋的政治制度，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试图建立以天皇〔大王〕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制定冠位（官僚体制的滥觞）、制定宪法、提倡佛教、恢复中日邦交和编纂史书，等等。
先说制定冠位。冠位分十二阶，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和小智，这东东始于推古女王十二年，最早只是授予贵族的荣誉头衔，是想在臣、连等氏姓外，另造一种以才能、功绩为重，而不以氏族大小为重的贵族体系，并逐渐将其转化为官僚体系——所以冠位起初大多授予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等贵族。
同年还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大肆宣扬中国的儒学思想，鼓吹三纲和五常。《宪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它更象一本思想品德教科书，给倭国人灌输“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圣德太子知道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旧氏姓势力依然庞大，无法一旦扫尽，只好先“教化”他们，先树立拥王的道德准则，等时机成熟后再推出全新的制度。
不过儒家的思想终究并不完全符合倭国的国情，此后屡经扭曲和利用，日本之儒和中国之儒早就大相径庭了。况且儒家思想并不容易那么快就深入人心，圣德太子在思想领域对变革所作的准备，最成功的还是崇佛。尊崇佛教，为的是宣扬众生平等和因果报应，一方面削弱人民的反抗，另方面也藉此打破旧的等级制度，结束等级森严的氏姓奴隶制。
圣德太子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向中国学的，所以他多次遣使通好隋朝，恢复中日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