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说，你怎么老提“捐”字儿，仇富？刘健你怎么成了个“小左派”，年纪轻轻思想僵化。看来我得提高警惕了，免得到时候又被你们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拿去充公。不开玩笑了，说点儿正经的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我说，一眨眼三年就这么过去了，服役三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史迪说，多着呢，从坚强、勇敢到穿着裤子睡觉等等吧。还好，没学会脱裤子放屁。
史迪话音刚落，清脆哨声响起。列车开始排汽，滚滚白雾从车厢底部喷薄而出。
车厢里的先驱们仿佛感到了巨大的不安，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军乐队停止了演奏，车站因为音乐的忽然消失，显得寂静起来。列车工作人员开始驱赶那些趴在车窗上与战友抱头痛哭的送行者了，男人们尽量克制着哽咽与抽泣冲向钢铁，然后又被弹回地面，在站台里响亮回荡。
列车汽笛长鸣，呼啸着，缓缓开动了。
瞬间，我失落极了，感觉我的心好像被前进的列车揪起，揪走。
史迪的脑袋还在车窗外面伸着，挥舞着双手朝我高声喊道：
——再见啦！亲人解放军！再见！
第五部分接受审讯
列车开始加速了，把我和站台甩在身后。
我眼睁睁地看着视线里渐渐模糊的史迪，不停地说着“再见，退伍兵！再见了，老兵！ ”
实在压抑不住失落情绪的时候，我嘶声嚎叫，追赶着远去的火车在铁道上疯狂奔跑。回到军区，我立即往营部打电话询问大强的消息。
营部兄弟说大强不在，去“排雷队”了。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排雷队”的电话，营部兄弟说“排雷队”在野外搭帐篷睡觉，哪有电话？我迫切需要知道大强的消息，却苦于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几天过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电话打到了团作训股。
万万没想到，我从作训股的勤务兵嘴里得到了一个不幸的答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场把电话打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宣传股，裴干事接了电话。关于大强，他的回答与作训股恰恰相反。
我渴望得知事情真相，却又不敢让自己知道得太多。所以，我不再探究两种说法到底孰真孰假，因为对大强而言，以下两种说法的任何一种都是他这辈子的完美结局。尊敬的读者，请在你最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后面画“√”、在最不愿相信的说法后面画“×”，或者把你认为大强应有的命运写在“3”后面的空白处。
1。南方边境大排雷期间，“排雷队”战士陈大强玩忽职守，自作主张地到一处资料记载与边民反映有出入的雷场玩耍，不幸触发一颗防步兵地雷，当场身亡。□
2。南方边境大排雷期间，“排雷队”战士陈大强不顾雷场情况复杂，勇敢进入一处资料记载与边民反映有出入的雷区作业，排除各式地雷28枚，受到上级有关部门表彰，荣立二等功一次。□
3。
如果不是刘健又惹出祸端的话，故事就可以到此结束了，几个可爱的小伙子各有所终。
刘健惹出祸端与白种女人有关——对大强生死不再关注的那天上午，他给白种女人打电话，告诉她斗笠帽到手了。此前，白种女人已给刘健打过好几次电话询问帽子，因为她准备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回美国去。给白种女人打电话那天，刘健特别忙碌，无法与白种女人相约酒吧，约她到军区门口见面图个方便。
半个小时过后，白种女人赶到军区，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了她，让她与大院保持距离。
白种女人感到委屈，给刘健打电话，说，你的朋友很凶，连大门都不让我靠近。
白种女人的电话使刘健意识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后来他想反正错误已经发生了，如果不硬着头皮把帽子拿给白种女人，到时候反而会更加有口难辩。 …整理刘健拿着帽子来到军区门口，在哨兵的注视下把帽子交给白种女人，祝她圣诞快乐，并要她回美国之后用事实说话，传播中国的巨大变化，可以不赞美不升华但不要歪曲和丑化。刘健与白种女人挥手告别，回到微机室，屁股还没有把椅子暖热，保卫部门的同志就奔了过来，把他带到保卫处办公室，审讯开始：
你跟那外国女人什么关系？
朋友。普通朋友。
你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交往的规定吗？
知道。但我更知道人类是不能没有友谊的。
你小子挺能侃的？拿给外国女人的是什么？！
斗笠帽。
哪儿来的斗笠帽？
边防战友帮买的。
帽子里面有什么？
竹篾、细线、芦苇叶。
废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你们希望有什么？
我们希望你老实点儿！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我们可以送你去劳教，信吗？
不信！没干坏事儿我害怕什么？！
严肃点儿！饭堂里咱们可以聊天，现在你是在接受审讯！
…………
第五部分白种女人并非是“境外间谍”
审讯一直持续到开饭号声响起，记录本上被保卫同志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保卫同志把审讯记录拿给刘健看了一遍，要他在页码上按下手印，记录中出现数字和错别字涂改的地方，也都按了一下。审讯完毕，保卫同志把钢笔和一沓纸扔给刘健，要他写下事情经过，随后就把刘健锁在办公室，去饭堂吃饭了。
刘健困坐保卫处看着窗外的明媚阳光，觉得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一切很好笑。心想，我写什么自述啊，这不就是诱供吗？！白种女人并非是如保卫同志所以为的“境外间谍”，她不过是一个来中国学习针灸艺术的美国留学生。如果真是间谍的话，她就不会愚蠢到来军区门口自投罗网的地步了。就算白种女人是个间谍，又能怎样？我并没有向她透露任何军事机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普通一兵，又能掌握什么样的军事秘密呢？谁要给我一张制造核弹头的图纸，我还真看不懂呢。
刘健把事情经过再次回想了一遍，判断处理结果。他想军队对此事态度谨慎自然有谨慎的道理，毕竟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吃过不少亏了。也许谨慎只是出于担心，等真相大白便也相安无事了。我继续服役，来年七月报考军校，金榜题名把家还，令老爷子刮目相看……忽然，刘健觉得自己应该丢掉幻想，考虑一下最坏的结果。他想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军区赶回边境，随之离去。对于这个最坏结果，刘健觉得能够接受，除了没头没脸之外，也就没什么了。勉强留在军队，没准儿要继续用遗憾兑换企盼。
想到这里，刘健拿起保卫同志留下的纸和笔，给老爷子写下了他到达军队之后的第一封信。大意就是如果不幸被冤枉了，请父母坚信儿子是清白的。至于为什么被冤枉，请你们不要追问真相，因为不该发生的一切总是冠冕堂皇。
大规模退役马上就要开始，倘若事情能朝着最坏的方向顺利发展，刘健将比这封信先期到达父亲身边。对于退役之后的景象，刘健不再幻想。没齿难忘的戎马生涯让他知道，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走好脚底下的路比什么都重要。
采访人：任晓雯
记录整理：廖鸿云
第一部分：我决定弄颗炸弹震震他们
任：我们认识是在一场与文学无关的音乐PARTY上。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朋友们大都是通过音乐与你相识。提起刘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写的那些有趣的歌曲，而从未听你提及过写作的事情，对此你是否感到尴尬？
刘：如果一见面朋友们就问最近在写什么的话，我才会感到尴尬。写作是一件需要在默默中进行的事情，不同于音乐或者其他诸如话剧等等。文学没有现场，它不可能有现场，只能在默默中进行。其实文学与音乐是相通的，旋律与节奏完全可以用语言与结构来重新阐释，一篇好看的小说应该像一首好听的歌。
任：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了写作吗？
刘：写作不受太多技术上的限制，有双手和大脑就足够了。
任：我看过《战士》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你文笔的老练，完全不像一个新出道的作家。我甚至怀疑这部小说是否真的出自你手。毕竟你刚刚20 出头，此前我在国内从未看见过你发表的只言片语。依你的年龄，这正是在“网吧”玩游戏的大好年华。
刘：《战士》并不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早在1997年，当时我还在边疆服役，写了两部4 万多字的中篇《天下有马》和《营部兄弟》。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节延华老师得知后，连声招呼都没打就拿去了。《天下有马》发表在《江城青年》上，《营部兄弟》发表在《战士文艺》。之后，两个编辑部都收到了几十封少男少女和男兵女兵的信件，追问我的联系方式。后来为了报考军校，我在一个月之内写了三部中篇小说，《九五年兵》、《粮草先行》和《给我一枪》。到军校之后，我把稿子寄给了某刊物，年轻编辑很喜欢，编好拿给总编，结果被年迈的总编以“过于极端”的名义给毙了。当时我特来气，心想，非弄个比“过于极端”更极端的东西出来，弄颗炸弹震震你们。与其零零碎碎地发表作品不痛也不痒，不如憋足劲儿一鸣惊人来得痛快。
任：这股劲儿一憋就是好几年？
刘：不完全是。在《战士》的写作过程中，为了保障胃不被胃消化掉，我写过两个剧本挣了些零花钱，还在一个网站开了个乐评专栏。不管是剧本还是乐评，我都会署个香烟名字，“大前门”、“万宝路”什么的。
任：为什么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刘：那东西没意思，谋生而已。
任：《战士》的开头第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劲儿，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你的语言风格挺西化的，常常出人意料，这是不是受了国外作品的影响？
刘：说不清楚，我看的书很杂。前段时间看《封神演义》，这几天看霍金的《时间简史》。如果《战士》跟某本小说的开头类似，那可能是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类似情况在1999 年也有过一次，当时我打算写部中篇，名字就叫《像刘健一样疯狂》。写到一半，在《小说界》上看到《像卫慧一样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