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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寨是每五日一大集，今天正是逢大集的日子。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上街赶集去。在当时，八路军步兵为了便于分散行动，每个战士都准备有一套便衣，可骑兵们却只有军服，所以为了这次行动还得临时向老百姓借“道具”。刘春雷借了衣服，还借了五斤黄豆。他以前在豆腐店经常赶集买豆子，现在装做卖豆子的倒也惟妙惟肖。刘金魁用柴草掩藏着枪支，挑着好大一担柴火上了路，反正他是挑夫出身，不怕费劲。
集市上熙熙攘攘，打头的王永元参谋长装做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打扮成江湖郎中的模样；突击组的战士把蔬菜、粮食和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整得十分热闹。刘春雷手里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正和“卖柴火的”刘金魁装模作样演戏呢；旁边来了一位大婶，扯开布口袋就要查看黄豆的成色。这豆子底下埋着手榴弹，大刘怎么敢拿给她看，结果被大婶骂得一愣一愣的。
大刘这边演砸了，旁边的“川老汉”更加狼狈。有个卖蒸糕的老头大概是想添几根柴火，伸手就把柴草捆子拆开了，险些没把机枪抖搂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个跟头，闹得几乎要打架……曾玉良团长在人群里急得直挠头。据点的大门打不开，再这么赶集下去，这伙“做买卖的”非露馅不可。
伪军把大门关着，八路军进不了据点。两个领了《同情抗日证》的伪军就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了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较真的家伙，死活不肯通融，于是门里门外地就吵了起来。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其他伪军也跑出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插话，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拉开一道门缝探出个脑袋，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两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保持和气。
看见大门开了缝，曾团长立刻发信号动手。王永元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带领突击组撞开大门，刘春雷举着手榴弹冲进了炮楼，其他战士也掏出武器，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了套，老百姓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敌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八路军冲进据
点的时候，伪军营长还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直嚷嚷：“谁打枪？怎么回
事？……”话没说完，他就被王永元一枪给撂倒了。
二连迅速占领炮楼，在三连的配合下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七十多名伪军被击毙，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八路军的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高唱凯歌而归。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066①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
066②郑家口：今郑口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故城县县城。
1942年4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19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
这个阶段正在开展“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