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 第3部分

“二战”后，站立在废墟上的日本重新选择了产业和贸易立国的道路。通过所谓“政官财铁三角”——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紧密结合，日本政府和企业迅速组织起适合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日本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日本政府并不通过指令对各类市场资源直接配置，但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在日本金融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战后，日本政府面对美国的压力，设计出一套企业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不是以证券股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此外日本政府对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作出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种种限制，银行被禁止提供全系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是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专门提供短期融资的城市银行，专门为产业发展提供长期融资和政策融资的“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限制了股票证券融资的无序、混乱、难以管制等缺点，使日本制造业能够有指导性地从银行获得产业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此外，在战前财阀的基础上，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以主营银行、大型商社、大型制造业为核心，通过交叉持股构成的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或称财团。

在财团的核心企业之外，依附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集团包含从金融、原材料、制造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这种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制度就是日本特色的“企业系列”制度。企业系列，通过交叉持股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高度分工、高度综合的生产体系中，形成了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组合，使日本跳过自由竞争的阶段，快速形成和外国企业相抗衡的企业集团。

从日本的经济制度上看出，在金融和产业的结合中，金融虽然处于核心控制地位，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在金融和产业交叉持股的环境下，日本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可以安心地从事技术改进和生产，因此交叉持股是日本保证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制度之一。日本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结合，仿佛一架造血机，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资本的地位。

日本交叉持股，并非目前一般人所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企业的关系可用战舰来比喻，并不是多艘战舰用铁索连成一个铁索船，而是多艘战舰组成一个舰队。一只军舰受到打击，并不意味着整个舰队就要全军覆灭，恰恰相反，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交叉持股，企业的股份严重分散，一个企业的危机很难传导到其他企业或者主管银行。

一个企业发生危机以后，经营较好的企业和银行可以展开救助，从而保证整个集团经营的稳定性。美国面对这种制度安排，企望日本企业“一损俱损”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让所有的日本企业陷入危机，形成“俱损”的局面，才能破解这种集群战术，消除日本产业资本增值的威胁。显然，通过经济手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只能通过非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和舆论手段。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根本原因是日元升值造成的金融泡沫所导致的日本制造业和金融业共生关系的解体。可是日元升值并非完全是市场的作用，而是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赤裸裸的政治请求。“二战”结束后，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军事上美国还是日本的保护国，日本面对美国的要求根本无从拒绝。因此可以说，军事手段是日本不得不吞下金融泡沫的保证。此外，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但包括日元升值，还通过强大的舆论工具为日本输入诸如“竞争提升效率”、“国际会计准则”等经济理论和制度。

不同的民族秉性造成了日本重视产业、美国重视资本这样不同的经济制度，可是在扭曲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下，日本制造业不断创造的财富却以美元债券等形式回流到美国，催生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美国利用高企的股价，利用所谓公允价值、“三角合并”等所谓“国际准则”，反过头来购买日本的企业。相当于日本企业辛辛苦苦生产财富，最终却把企业自身卖给了美国，这是一种军事霸权和强盗金融逻辑下对经济成果的掠夺，也是对劳动创造财富的信念的愚弄。

白银、军舰和牧师，是英国17、18世纪进行殖民扩张的三大武器。同样，金融资本、军事力量和理论工具三位一体，也是支持美国新自由主义进行金融全球化扩张的基本组合。

中国、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同属东方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劳动创造财富”是根植于一般大众心底的信仰。欧洲的德国和法国，战后实现历史和解，建立起构筑于诚实货币基础之上的共同体。东南亚各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饱受跨国金融资本的蹂躏，充分认识到建立在虚幻的美元基础上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可靠。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建立亚洲共同体的信念更为坚定。亚洲共同体的出现，必将会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重大打击，因此美国必将不遗余力地予以阻挠，这也是最近美国强调亚洲战略，严厉打压日本“脱欧入亚”的政治派别，培植并控制日本亲美派别，挑起东北亚一系列军事争端的背景所在。

从美国系统性地打开日本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庆幸我国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和国家主权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扩张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更多地反映为超越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产业资本和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的面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快速壮大中国产业资本的实力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的竞争，日本产业资本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单靠一个国家的产业资本是无法和军事霸权支持下的金融资本抗衡的。过去，美国成功消除了日本国内的产业资本融合，从而瓦解了日本产业资本的攻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也为日本寻求世界范围内产业资本的重组，发起以保全自己为目的的进攻性防守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产业资本，对于美国金融资本和日本产业资本的矛盾中所蕴涵的中日产业资本合作的契机，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上册·第一章　大国兴衰背后的金融力量

铁砧上锤出来的欧洲版图

我们中国人常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在欧洲却不是这样。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分裂成了许多小国。一直到8世纪、9世纪，大约在中国盛唐时，查理大帝黄袍加身，在罗马的废墟上重新统一欧洲，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死后，欧洲再次分裂成很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从此再未统一成一个整体，直到今天欧盟的建立才看到欧洲统一的希望。

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为了笼络欧亚大草原的马上王国，经常将公主们嫁给那些单于、可汗，并美其名曰“和亲”。当时的欧洲王室也喜欢耍这套把戏。大小王国之间，“白马”王子、“白雪”公主之间的婚配忙得是不亦乐乎。延续了近1000年的王室之间的婚配，最后搞出来一个著名的贵族病——血友病。

亲戚归亲戚，利益归利益。虽然大家都是血友病病友，都是亲戚姑老表，但要争权夺利起来，那是绝不含糊的。于是乎，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欧洲大陆被这群家族内部成员折腾得一团糟。

自1495年以来，法国参加了50场大型战争，奥地利为47场，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为44场，英国则打了44场大型战役。仅英国整个19世纪中后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就独立发动了72场战役，平均每年1次。

从1586年到1815年的短短200多年间，欧洲国家之间连续打了9场大仗：

1586～1604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了英西战争。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结束了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

1618～1648年，英国、荷兰、法国对西班牙、奥地利的三十年战争，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参加了这场大战。

1652～1674年，英国、法国与荷兰之间分别打了三次英荷战争，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役均发生在海上。

1656～1790年，俄国与瑞典为争夺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断断续续打了5次大仗。

1701～1713年，以英国为首的一方与以法国为首的一方之间发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8年，以法国、普鲁士为一方，以英国、俄国、荷兰为一方，发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1763年，以英国为首的一方与以法国为首的一方，发生了七年战争。

1772～1795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侵略并瓜分波兰。

1799～1815年，1789年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法国连续掌权10多年，连年发动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才结束了欧洲历史上的拿破仑时代。

历史学家布朗曾经说过：“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这100多年的战争，打出了一个强大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打出了一个现代超级大国的雏形——美利坚合众国，打出了一个20世纪唯一能和美国相抗衡的短命超级大国苏联，欧洲格局的变化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最终也改变了中国。

谁是战争的支柱

打仗就是打钱，战争的背后是金融力量的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罗马大哲学家、《沉思录》的作者西塞罗就说过：“战争的支柱就是无限的金钱。”1550年之后，欧洲军队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此外，战争已经进入火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