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 第197部分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里任副师长。

杜聿明跟关麟征是一期同学，两人当初在班里也都是排前几名的优秀生，但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反。

长城抗战时，原在古北口驻防的东北军想退下来，让第二十五师顶到第一线，然而关麟征只愿守第二线，双方争执不下。

第34章　铁甲奔流（2）

杜聿明眼看东北军急于撤退，即使强留也不可能力战，便建议关麟征答应对方要求，索性据守第一线，因为此处地势高，其实比第二线还好守一些。

关麟征一口拒绝，就是不肯让步。最后的结果是，东北军果真无心防守，很快就把第一线给丢掉了，第一线一丢，第二十五师在第二线防守很吃亏，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古北口仍不能确保。

作为副师长的杜聿明真是够郁闷。在第二十五师，基本是关猛一个人说了算，杜聿明不负什么实责，说的话对方也不听，几乎等同于在混日子。

我绝不能这样下去！

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人拉一把是不行的，而这个来拉他的人，又是那个伯乐。

徐庭瑶经历长城抗战的创痛后，便率团遍访欧美各国，重点考察和学习机械化特种部队的使用。回国后，他经过蒋介石同意，在南京创办陆军交辎学校，自任教育长。

获悉得意弟子与关麟征相处不融洽，他便将杜聿明召到学校，而后又委任杜聿明为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的指挥官。

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杜聿明来说，他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机械化兵种方面，他原先完全是个门外汉。

黄埔军校只教步兵操典，战场上虽曾看到过坦克横冲直撞，但对“铁牛”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一般官兵高出多少，机械化作战这个新课题，足以困扰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军人。

杜聿明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之人，他能秉持的法宝无非还是四个字：忠厚踏实。

忠厚，是不耍滑头；踏实，是始终不放弃。有了这四字箴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杜聿明刻苦自学，治军之暇，手不释卷。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装甲兵团里的各种车辆，还会修理。人们常常看到他身穿工作服，钻在车底下修底盘，或者拆除安装各种零部件。

实践之外便是理论，对步车如何协同，步炮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如何配合，怎样进行射击和伪装，杜聿明都能娓娓道来，以至于部下们个个佩服他们的领导：杜长官是万能，什么都懂。

要指挥特种战，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特种战专家，否则你就不配在指挥位置上待着，这在杜聿明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短时间内，外行就变成了内行。采访装甲兵团的随军记者很是吃惊，他当时就断言：（杜聿明）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

12月16日，杜聿明召开军事会议，对昆仑关之战作出了部署。

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经逼近关前，但广岛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到来，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将越南至南宁这条西宁国际交通线完全斩断。

12月17日，及川源七第九旅团由南宁出发，奉命攻击龙州和镇南关，后面这两个地方均处于中越边境，与昆仑关背道而驰。

从昆仑关到南宁，只剩下了中村正雄第二十一旅团，分出来守昆仑关的，仅为一个骑兵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

过分轻敌，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又一个老实人

12月18日，杜聿明集中了第五军直属的所有重炮及山炮特种部队，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连续炮击。

第五军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

广岛师团在板垣时代也属于机械化部队，但此次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战前特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同时进行了轻装化，师团仅配备有山野炮，没有重炮和坦克部队相随，这让他们在与第五军狭路相逢时大吃苦头。

由于无法承受第五军远射程的重炮打击，昆仑关上的日军山炮很快就偃旗息鼓，在这场炮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杜聿明自己对特种作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第五军的机械化特种兵貌似威武，但其实力量有限，不能包打一切，只可以起一个先期的火力压制作用。阵地得失和战役胜负，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步兵手里。

为了训练第一流的步兵，杜聿明找来了过去的老朋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跟杜聿明一样，郑洞国开始也在关麟征手下做事，而且同样都接受不了关猛“蛮横霸道”的作风。

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任第二师师长，当时为了攻一座关系不是很大的小村庄，第二师损兵折将。他就向关麟征建议放弃攻击，不料对方不仅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关麟征这种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处事方式，让郑洞国无法接受，自此以后，他只好让参谋长去代接电话，来个耳不听为清。

台儿庄战役结束，第二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被调回后方休整，说明郑洞国作战时并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如同杜聿明之于关麟征，由于性格不同，郑洞国和关麟征相处不融洽是肯定的，郑洞国有这种感觉，关麟征也是。

在关麟征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时，原有的战将都得到了提升，郑洞国也因功升职，可是拿到的那张委任状，却让这个老实人有一种明升暗降的感觉——免去师长，任副军长。

副军长和副师长没什么两样，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在关麟征手下当副职，那真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其尴尬处境可比照当初的杜聿明。

郑洞国就算再好说话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请假离开，并应汤恩伯的邀请，去了第三十一集团军。

汤恩伯对郑洞国很欣赏，但他下面的所有要职也满满当当，一时腾不出位子来，只好让郑洞国先在总部担任参议。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汤恩伯派郑洞国去第三十七军督战。第三十七军军长是郑洞国北伐时代的老上级，两人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有时谈到深夜，甚至一块抵足而眠。

让郑洞国万万想不到的是，过了些日子，汤恩伯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第三十七军战绩很差，系军长指挥无方所致，要郑洞国就地接任对方的职务。

直到此时，郑洞国才明白汤恩伯要他督战的用意。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在暗算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

他当即委婉地拒绝了汤恩伯的任命，由于担心后者会下达正式委任状，他连前方都不敢待，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那个老上级不知究竟，还一再对郑洞国进行挽留哩。

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人，私下都说郑洞国过“迂”：人家想抢这个职位还来不及呢，你偏偏还要逃。

郑洞国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后悔。也许他当时接受了任命才会悔恨，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本色和人生信条。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总算找到空缺，让郑洞国担任第九十八军军长，然而一个月不到，郑洞国又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到第五军去“屈就”师长。

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郑洞国决定向汤恩伯请辞。

汤恩伯将郑洞国叫去谈话，一再问“你真的要去吗”，神情里充满了疑惑不解。

我不过是集团军司令，你只比我低一级，还有谁比我更重视人才的？何况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你怎么肯弃高而就低呢？

作出这个选择，自有郑洞国自己的考虑。

第三十一集团军原本并不是纯中央军，实际是五湖四海凑一块儿的，都是从别的碗里或锅里拨过来，然后再一点点予以消化的，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抢人家的饭吃。

这个第九十八军原属湘军，不但战斗力弱，而且内部成分复杂，一群湖南人并不接受郑洞国这个老乡，反而认为他此行是奉着汤恩伯的命令来“吞并”他们的，因此戒心很大，对郑洞国也十分排斥。

和从前一样，郑洞国做不出那种暗地里挖别人墙脚，或者两面三刀的事，因此很是苦恼。

一方面是无法认同汤恩伯的“吸星大法”，另一方面，从台儿庄战役开始，郑洞国对汤恩伯的运动战战术就没法适应，认为太“虚”，打仗没有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一旦仗打起来，自己恐怕无所适从。

不错，汤恩伯很看重自己，也称得上礼贤下士，但汤恩伯作战同关麟征一样独断，他和李宗仁都能吵架，你说还有谁会被他放在眼里？

到第五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实人的窝。徐庭瑶是多年的老长官，杜聿明又是好朋友，大家彼此相知，推诚共事，不用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且在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带兵打仗，未来将不难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见郑洞国去意坚决，实在挽留不住，只好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为了建设新军，徐庭瑶、杜聿明师徒几乎就是在同关麟征和汤恩伯们进行着一场人才争夺大战。郑洞国到第五军后，担任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在他的影响下，原第二师的部下同事都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其中，师参谋长舒适存素为关麟征所器重，已确定要升为军参谋长了，但他因与郑洞国有约在先，也如期而来，使关麟征都不由得着急起来，发出了“爱才难舍”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