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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某家晚报的特别报导，还腾出空间补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张昔日同学在母校门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卫·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称是财务助理。他声称学生们都很怕莎兰德，因为“她有一次威胁要杀死某人”。莎兰德记得古斯塔夫森是学校里最大的恶霸之一，是个只有蛮力、智商却跟狗鱼差不多的家伙，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对他人辱骂与拳打脚踢的机会。有一回午餐时间，他在体育馆后面攻击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击。若纯粹就体形而言，她根本是输定了，但她却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后来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围了一大群同学，在一旁看着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将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个程度还算有趣，谁知道这个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么做才是为自己好，说什么也不肯退让，甚至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片刻过后，就连同学们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强势与莎兰德的无力招架实在太过明显，他开始觉得丢脸，自己起头的事竟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狠狠地挥出两拳，把莎兰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绽，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同学们将痛苦得缩成一团的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笑着跑开了。
莎兰德回到家后疗伤止痛。两天后，她拎着一支棒球棍回来，直接走到游戏场正中央，朝着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挥击。当他受惊吓倒在地上后，莎兰德弯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咙，在他耳边低声说，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师们发现后，将古斯塔夫森带到学校医护室，而莎兰德则被送往校长室接受处罚、在记录上多加了一笔，社会福利部的报告也更厚了。
莎兰德至少有十五年没有想起米欧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结果，就是让莎兰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为既大名鼎鼎又恶名昭彰的人。他们将她的背景制成图表、仔细检视并公之於世，从她小学时的情绪失控到她被送进乌普萨拉郊区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待了两年，钜细靡遗。
当泰勒波利安主任医师上电视接受访问时，莎兰德竖耳倾听。她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听会。他双眉紧锁，搔搔稀疏的胡子，面有难色地转向摄影棚里的记者，解释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因此不能谈论特定病患。他只能说莎兰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个案，需要专业的照顾，而地方法院却不顾他的建议，决定让她进入社会接受监护，而非给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顾。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称。他很遗憾如今这项错误判断的结果，竟夺走了三条人命，接着当然免不了又对政府这几十年来强行删减精神病照护预算一事大加挞伐。
莎兰德发现没有报纸披露，在泰勒波利安医师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见的照护形式就是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送进一间“没有刺激”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配备有约束带的床。教科书的解释是，难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绪失控。
长大之后，她发现这还有另一个说法，叫感觉剥夺。根据《日内瓦公约》，剥夺囚犯的感觉可视为不人道。许多独裁政体常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洗脑实验，并且有证据显示在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①中，坦承自己犯过各种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过如此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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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六至三八年间，史达林政权对涉嫌与西方势力合作，密谋暗杀史达林以瓦解苏联的多位资深共产党领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审判过程并通过广播发送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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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后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后，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
她在那里的期间，约有一半时间都被绑在“无刺激”室的床上。泰勒波利安从未带有性暗示地抚摸她，其实他从未碰过她，除了在最单纯的情况下。有一次，莎兰德被绑着躺在隔离室，他一手按着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当时咬他小指关节所留下的齿痕还在不在？后来整件事演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卫方式则是当他在房里的时候对他视而不见，不加理睬。她是在十二岁时，被两名警察送到圣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几星期后。所有细节她都记得。起初，她觉得一切问题多少都能解决，因此努力地向警方、社工、医院人员、护士、医师、心理医师，甚至还有一个希望她一起祷告的牧师，说明自己的情形。坐上警车后座，往北行经温纳格伦中心前往乌普萨拉时，她仍不知道要上哪去。没有人告诉她。这时她才开始感觉到什么事都不会解决。她曾试图向泰勒波利安解释。
而努力的结果却是在十三岁生日当天晚上，被绑到床上去。泰勒波利安是莎兰德有生以来所见过最令人厌恶且恶心的性虐待者，无人能比，相较之下毕尔曼差多了。毕尔曼的粗暴虽是言语难以形容，但她能掌控他。反观泰勒波利安却有文献、评监、学术荣誉与不知所云的精神病学理论等等烟雾弹保护，他绝不可能有任何一项行为被报导或批评。
他拥有国家签署的命令可以用皮绳将不听话的小女孩绑起来。每当莎兰德仰躺着被绑住，而他动手将皮绳拉紧时，两人四目交接那一刹那，她看得出他很兴奋。她知道。而他也知道她知道。满十三岁那天晚上，她下定决心不再与泰勒波利安或其他任何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交换只言片语。那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后来也确实做到了。她知道泰勒波利安被激怒了，至於她自己一夜接着一夜被牢牢绑住，这可能是最大原因。不过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她让自己学会一切自制的方法，不再有情绪失控的情形，被释放出隔离室的日子里也不再乱扔东西。
但她拒绝与医师交谈。
另一方面，她会有礼貌地和护士、厨房人员和清洁妇说话，这点被注意到了。有位名叫卡萝琳娜的护士十分友善，莎兰德对她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护士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莎兰德露出疑问的神情。你为什么不跟医生谈？
因为他们不听我说。
她的回答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与医师沟通的方式。她留意到这类说词全都会写入资料记录中，证明她的沉默完全是理性的选择。在圣史蒂芬的最后一年间，莎兰德不常被关进隔离室，而每次被关总是因为什么地方惹恼了泰勒波利安医师，好像医师一把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就会故意捣乱。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想要突破她固执的沉默，迫使她注意他的存在。
有一度医师给莎兰德开了一种精神病的药，会让她呼吸困难、无法思考，进而导致焦虑。她便拒绝吃药，结果医师决定由医护人员每天强喂她三颗。
由于她激烈地抗拒，医护人员不得不强将她按住、撬开嘴巴，再逼她吞咽。第一次，莎兰德立刻将手指插入喉咙，吃过的午餐全吐在最靠近的一名人员身上。后来他们喂药时会先将她绑住，于是她学会不用插入手指也能呕吐。由于她顽固抵抗，加上这一切也为工作人员造成额外负担，这才停止药物治疗。
刚满十五岁，她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回斯德哥尔摩和寄养家庭同住。这番改变令她震惊不已。当时泰勒波利安还不是圣史蒂芬的负责人，莎兰德敢肯定这是自己得以出院的唯一理由。假如由泰勒波利安作决定，她恐怕到现在都还被绑在隔离室的床上。如今她看着电视上的他，不知他是否幻想着自己终究能再度照护她，又或者她年纪已经太大，引不起他的遐思。当他提到地方法院裁定不让莎兰德住院治疗时，主持人显得很愤慨，但似乎又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没有人能出面反驳泰勒波利安。圣史蒂芬的前主任已经去世，当时主审莎兰德案子、现在又有点被半强迫地接下剧中坏蛋角色的地方法院法官也已退休，不肯向媒体发表意见。
莎兰德在瑞典中部一家报社的电子报上，看见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她读了三遍后关上电脑，点了根烟，坐在窗边坐椅的宜家家居软垫上，气馁地望着外头的灯光。
“她是双性恋。”
儿时玩伴说道。
因涉及三屍命案而遭追缉的二十六岁女子，据说性情古怪而内向，极难适应学校生活。尽管多次尝试让她加入，她始终是圈外人。
“她显然有性认同的问题。”她少数亲密的同学之一约翰娜回忆道。
“很早就能明显看出她与众不同，而且是双性恋。我们都很担心她。”
文章继续描述一些这个约翰娜记得的片段。莎兰德不禁皱起眉。她既不记得这些片段，也不记得有个亲密友人叫约翰娜。事实上，她压根想不起有任何人能称为她的密友，或有任何人曾在她就学期间试图拉她加入某个团体。
文中并未注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但她十二岁就休学了，也就是说这位担心她的童年友人想必早在莎兰德十岁，也可能十一岁时，便发现她的双性恋倾向。
在上星期如潮水般涌出的荒谬文章当中，引述约翰娜的这篇对她的打击最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