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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日报以社论形式评论《千禧年》的独家报道，那是在中午过后不久由总编辑亲自执笔写的。后来，总编辑去参加一个晚宴时，TV4开始播报新闻。秘书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布隆维斯特的说法“也许有些内幕”，他却置之不理，还用后来成为经典的名言反驳道：“胡说，要是真有什么，我们的财经记者老早就发现了。”于是，自由派总编辑的社论成了全国唯一猛烈抨击《千禧年》说法的媒体言论。社论中的用词包含了诸如：私人宿怨、以犯罪态度草率报道，并要求采取措施严惩那些无端指控良民的违法乱纪者。但这也是该总编辑在随之而来的辩论中唯一的贡献。
当天晚上，《千禧年》编辑部全员出动。根据原订计划，只有爱莉卡和新任执行编辑艾瑞森需要坐镇办公室接电话。但是到了晚上十点，所有员工都在办公室，另外还有四名昔日员工与六个固定的自由撰稿人在场。半夜十二点，克里斯特开了一瓶香槟，就在此时，一名旧识送来某晚报的一份预排稿，以十六页的篇幅探讨温纳斯壮事件，标题为：《金融界黑道》。第二天晚报出炉时，媒体立刻爆发一阵前所未见的狂热。
艾瑞森的结论是：她在《千禧年》将会工作得很愉快。
接下来一个星期，由于警方开始调查证券欺诈行为，检察官被召集到一块，瑞典股市出现了恐慌性卖压。出刊两天后，商业部长针对“温纳斯壮事件”发表声明。
然而，这波狂热并不意味着媒体对《千禧年》的报道照单全收，毫无批评——因为他们披露的事着实太严重了。但和前一次不同的是，这回《千禧年》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举证：温纳斯壮本人的电子邮件及其电脑内容的复印件，其中包括在开曼群岛与其他二十几国的银行秘密资产的资产负债表、秘密协定，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谨慎的不当获利者绝不可能存留在硬盘中的大错误。不久态势便很明朗了，假如《千禧年》的主张到了上诉法院仍站得住脚——所有人也都认为此案迟早会进入上诉法院——这显然是自一九三二年克罗伊格垮台①后，在瑞典金融界破灭的最大泡沫。“温纳斯壮事件”使得哥达银行的混乱问题与“信托人”投资公司的欺诈案全都相形失色。他的欺诈行为规模实在太大，谁也不敢预测违反了多少条法规。
① 瑞典“火柴大王”克罗伊格（Kreuger）于一九三二年因破产而自杀之后，对世界各地投资人与公司造成重大冲击。
这是瑞典新闻界第一次在报道金融新闻时，使用“有组织的犯罪”、“黑道”与“盗匪王国”等字眼。温纳斯壮和他那些年轻的证券经纪人、合伙人与穿着阿玛尼西装的律师，全都成了一群不良分子。
媒体刚开始发烧的前几天，布隆维斯特躲得不见踪影。他不回电子邮件，打电话也不接。《千禧年》便由爱莉卡全权代表发言，当她接受瑞典全国性的媒体与重要的地方报纸，以及后来愈来愈多的海外媒体访问时，口气就像只满足得呼噜呼噜叫的猫。每当被问及《千禧年》如何获得那许多私人与内部文件时，她总是以不能泄漏消息来源作为答复。
当有人问到前一年揭发温纳斯壮的报道何以出那么大纰漏时，她回答得更加含糊。她绝不说谎，但或许并不完全实话实说。私底下，不面对麦克风时，她会说出一些令人猜不透的话语，几经拼凑便可能让人骤下结论，也因此生出一个谣言，而且很快染上传奇色彩：据说布隆维斯特在法庭上不作任何辩护，并甘愿入狱服刑，缴纳大笔罚金，是因为他若提出证据，必然会暴露消息来源的身份。有人拿他与那些宁可坐牢也不泄漏消息来源的美国媒体典范相提并论，甚至以荒唐无比的谄媚字眼将他形容为英雄，令他十分尴尬。但现在不是澄清误会的时候。
有一点倒是所有人都认同：提出证明文件的一定是温纳斯壮最信任的人之一。于是大家又开始讨论“深喉咙”的身份：感到不满的同事、律师，甚至温纳斯壮染上毒瘾的女儿，以及其他家人，都被列入可能人选。不过布隆维斯特和爱莉卡对此均未发表意见。
爱莉卡愉快地微笑着，因为当媒体发烧的第三天，某晚报注销“《千禧年》的复仇”的标题时，她就知道他们赢了。这篇文章以逢迎的口吻描述该杂志社与其员工，还附上了一张爱莉卡特别好看的照片，并封她为“调查报道之后”。这种事特别容易博得娱乐新闻版面，还有人提到新闻大奖。
《千禧年》第一回合火力齐发后的第五天，布隆维斯特的新书《黑道银行家》便在书店上架了。书是在九月与十月间那段焦躁狂热的日子里在沙港撰写的，接着，又在十分仓促且极机密的情况下送交摩根戈瓦的霍尔维格斯瑞克拉姆印刷厂付梓。这是《千禧年》以自己的名称出版的第一本书，献词十分奇怪：给莎莉，谢谢她让我了解高尔夫球运动的好处。
很厚的一本书，平装本厚达六百零八页。第一次印刷的两千本几乎注定是要赔钱，却在几天内便销售一空，于是，爱莉卡又加印了一万本。
书评家们认为，布隆维斯特这回确实是铆足全劲，因为书中公布了大量的资料出处。就这方面而言，他们说得没错。书中有三分之二是附录，而且全是复制自温纳斯壮电脑中的档案数据。就在书出版的同一时间，《千禧年》也将温纳斯壮的电脑内容当成研究数据，以可下载的PDF档案形式放到杂志社网站上。
布隆维斯特不寻常的缺席，其实是他和爱莉卡商量出来的媒体策略之一。全国每家报纸都在找他，直到书上市后，他才接受TV4的“SHE”节目独家专访，后者又再次抢先国营电视台。不过，提出的问题却毫无阿谀奉承的味道。
布隆维斯特看自己上节目的录像时，特别喜欢其中一段对话。访问过程现场直播，当时，斯德哥尔摩股市正不断下杀，少数金融界的小毛头还威胁要跳窗自杀。因此，主持人问他面对瑞典经济即将崩盘的事实，《千禧年》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认为瑞典经济面临崩盘的想法其实很荒谬。”布隆维斯特回答。
TV4“SHE”节目的主持人似乎感到困惑。他给的并非她预期的答案模式，她只得临场发挥。接下来的问题正如布隆维斯特所预料的。“这是瑞典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你却认为那是荒谬的想法？”
“有两件事要区分清楚：瑞典经济和瑞典股市。瑞典经济指的是这个国家每天生产的物品与提供的服务的总和，其中包括爱立信的电话、沃尔沃的汽车、斯凯食品公司的鸡肉，以及从基律纳到舍夫德的运输。这些才是瑞典经济，而且它的盛衰与一星期前一模一样。”
他稍作停顿，喝了口水，让听者有时间沉淀。
“而股市则是迥然不同，既无经济也无产品与服务，有的只是一群人的幻想，每小时每小时地去决定某某公司大概价值几十亿之类的。这与现实或瑞典经济毫无关联。”
“你的意思是说，即使股市暴跌也无所谓？”
“对，完全无所谓。”布隆维斯特的声音疲惫而无奈，听起来有如某种神谕。接下来一年内，他这番话将会不断被引述。接着，他又继续说道：
“这只是代表一群大投机客将他们的持股从瑞典公司转移到德国公司，因此，有骨气的记者就应该抓出这些金融之狼，谴责他们的背叛，因为正是他们有系统地，甚至是刻意地破坏瑞典经济，以满足他们客户的利益考虑。”
紧接着，TV4的“SHE”节目又犯了错，提出的问题再度正中布隆维斯特下怀。
“那么你认为媒体没有任何责任吗？”
“当然有，媒体责任重大。至少这二十年来，有非常多财经记者不仅回避用放大镜检视温纳斯壮，甚至还发表愚蠢的、偶像崇拜的人物特写帮助他建立声誉。如果他们能做好分内的工作，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布隆维斯特的现身可说是个转折点。爱莉卡事后回想更加深信，尽管一星期以来《千禧年》已经上遍各大媒体头版，却是直到布隆维斯特上电视，冷静地为自己辩护之后，瑞典媒体才承认他的报道内容确实站得住脚。他的态度为这篇报道订定了方向。
专访过后，温纳斯壮事件不知不觉便从财经新闻部移到刑事记者的桌上。过去，一般刑事记者极少也或许从未写过财经犯罪的报道，除非事涉俄国黑社会或南斯拉夫香烟走私犯。刑事记者通常不会去调查复杂的股市交易。某家晚报甚至将布隆维斯特的话照单全收，以四大版面描述证券经纪商中几个最重要的玩家正在买进德国证券。报道下的标题是：《出卖国家》。所有的经纪商都受邀发表意见，却个个都婉拒了。不过当日的股票交易量大减，有些经纪人想展现激进的爱国人士模样，便开始逆向操作。布隆维斯特不禁放声大笑。
或许压力着实太大，以至于一些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的人全都面露忧色，打破由瑞典财经界最核心人士所组成的小圈子里最重要的原则——针对某位同行发表意见。转眼间，退休的企业领袖与银行总裁全都上电视回答问题，试图设立停损点。每个人都发觉事态严重，此时必须尽快与温纳斯壮集团保持距离，并处理掉手中持有的所有股票。温纳斯壮（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其实并非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的“小圈子”从未真正接纳过他。有人指出他只不过是个来自诺兰地区的劳工阶级男孩，或许因为事业成功而昏了头。有人形容他的行为是“个人的悲剧”，还有人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怀疑温纳斯壮多年，因为他太爱夸耀又喜欢装模作样。
后续几个星期中，《千禧年》的证据资料经过仔细检验，抽丝剥茧又重新拼凑后，证实由可疑公司组成的温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