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随后宣布“安徽旅沪学会”为非法组织，命令戴笠严密监视王亚樵。
此后，王亚樵策划庐山刺蒋、刺杀宋子文等行动，淞沪抗战开始后，王亚樵召集部众成立“抗日决死队”，协助国军抗战，期间，轰炸日本海军“出云号”、消灭日军辎重队、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白川义则，轰动全国。
1933年秋，蒋介石通过戴笠拉拢王亚樵不成，遂悬赏百万大洋追杀王亚樵，王亚樵离开上海赴香港，临行前留书与戴笠，以示决裂。
此后，王亚樵多次组织刺杀汪精卫等汉奸，其中一次刺杀中射出的子弹致使汪精卫在九年之后毒发身亡。
1936年10月，王亚樵本打算北上投奔抗日根据地。但其手下余立奎被戴笠抓捕，戴笠胁迫其妻余婉君与王亚樵联系，将王亚樵引到广西梧州。10月20日，王亚樵赶到梧州，刚进余婉君的家门，便被特务撒了一脸的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但仍与特务殊死搏斗，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特务又残忍的将他的脸皮剥去，撤退时，将余婉君杀死灭口。
毛主席曾评价王亚樵其人：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注二：真实的历史中，王天木在上海叛变投敌后，出卖军统青岛站，傅胜兰时任青岛站站长，被捕后投敌，继而整个青岛站被七十六号破获捣毁。
本书因情节需要，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倒置，特此说明。本书为架空之作，创作主线就是因为主角的重获新生而导致历史走向的改变，所以请诸位读者大大勿喷，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请在书评区留言。以后本书中凡与历史史实不符的桥段，睿士将在作品相关中加以说明，以免误导读者。
还有，请不要吝惜您手中的花花和飘飘，都直接毫不客气的砸过来吧！哪怕是一个收藏，也是极好的支持哈！
再次感谢各位支持！
☆、（十二）第七十七章注释
注一：詹森。四川人，原名尹懋萱。詹森是军统锄奸团成员，惩奸除恶只需一枪，从未失手，纵横上海十里洋场，令汉奸叛徒闻风丧胆。1939年汪伪七十六号拉拢青帮大佬季云卿以为社会靠山，季云卿欣然同意，开始暗中支持日伪特务机关。军统决定对其实施暗杀，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詹森。
1939年9月19日下午，季云卿回家时，在帮众的前呼后拥下走向公馆大门，早已等候多时的詹森闪身而出，空手分开围住季云卿的帮众，一枪击中季云卿的胸口，待到帮众们反应过来时，詹森早已扬长而去。
季云卿被杀后，使得许多想投进日本侵略者怀抱的民族败类收敛了许多，沉重打击了七十六号的特务活动。李士群立誓要抓住杀死季云卿的杀手。
詹森完成刺杀任务后，本应暂时离开上海，风头平息之后再返回执行潜入七十六号安装炸弹的任务。但被南京路白玫瑰舞厅的一名舞女所迷惑，结果被出卖，落入七十六号的魔掌。
詹森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只有一句话“杀汉奸走狗卖国贼是每一位炎黄子孙天赋之责，岂要他人指使，吾恨不能杀光尔等崇洋媚日的汉奸走狗卖国贼！”1939年末，詹森在麦根路中山北路的一个树林中被秘密杀害。
☆、（十三）研究系情报组织
“研究系”情报组织始建于抗战爆发之初，由于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湖南长沙。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苦于缺乏情报常常对日军行动一筹莫展。1938年武汉陷落后，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主任，随后改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据史料记载，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衡山办了三期。后南迁至祁阳、零陵等地，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在游击干部训练班存续期间，按陈诚的旨意，在训练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分别是第二期的第五队和第三期的第十队。由张振国亲自兼队长，阮成章由第一期毕业后，留做了情报队指导员。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男女学生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信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其中的女生郭雅萍、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他利用这批学生，先后在湘北的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肖赞何、刘汉屏、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这些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陈诚“研究系”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
1943年夏，鄂西会战期间，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早已闻风后撤，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没来得及后撤，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因而对日军在宜都、松滋向五峰、长阳进犯的行动，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事后，张振国、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宝鼎”和“总勤”勋章。张振国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它设有主任、副主任（少将或上校级）和四个股（一股主管总务，二股管情报，三股管人事考核，四股管通信）、一个无线电总台、一个巡回教育组；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于是，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合计内外勤人员共有300多人，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研究系”的主要骨干俗称“三头六臂”，被称为“三头”的分别是张振国（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阮成章（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及刘庄如（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六臂”指的是杨大和（国防部二厅办公室副主任）、陈寄生（武汉稽查处处长）、李铁生（武汉稽查处副处长）、余诚（情报学校处长）、周伯达（海军情报处副处长）、阮更生（昆明稽查处处长）。
“研究系”是在国民党“军统”与“中统”两大特工派系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脱颖而出，先后在国民政府据有九战区、六战区、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军政部、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开和秘密情报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控制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总之，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也就是“研究系”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而“研究系”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正式名义”的组织，究其原委，正如阮成章所说：“我们今天羽毛未丰，组织还未定型，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军统’对我们的排挤，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
据史料记载，1945年至1947年为陈诚的“研究系”势力发展迅速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系”特工的势力不仅遍及华中地区，而且在华北、华东、西南以及沿江沿海等地的重要港口，甚至一些人迹罕到的海岛，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在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昆明、武汉、广州、青岛、厦门、福州、台北、沙市、宜昌、九江、安庆、镇江等地，“研究系”都设有控制的据点，在各地的特工情报人员总数超过1000多人，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工集团。
陈诚的“研究系”既非军统，也非中统，亦不属国防部二厅，开始时甚至也算不上是一个定型的组织，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研究室。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人们都把这帮特工统称之为“研究系”。
陈诚的“研究系”虽然在国民政府组织的正面抗战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其是国民党内部的小帮派势力，具有帮派团伙的不稳定性，加之“研究系”中某些骨干成员个人表现欲强，一些人为了追求表现，到处锋芒毕露，因而导致了社会上一片声讨。比如，“研究系”骨干分子张振国处处树敌，先是与昆明龙云的公子争夺陈佩秋，影响了陈诚本人的声誉，其后在南京与刘蓓蓓勾搭的黄色新闻又在京沪两地报刊上大肆曝光，致使陈诚对张振国十分恼怒，并表示出对其 “永不录用”，等等。
1949年9月，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线崩溃，陈诚的“研究系”这个曾红极一时的特工机构及派系，最终也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
☆、（十四）第九十章注释
注一：华兴券。系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流通钞票。华兴商业银行于1939年成立于上海，名义上是中日联合经营，实际上是一家日本银行。享有发行货币及代理伪政府国库与公债事务等特权。该行所发行的钞票称为“华兴券”，面额有10元、5元、1元三种，辅币券分为2角、1角两种。
联银券。系日本侵略军通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其目的和华兴券一样，都是利用法币在经济流通中的地位，不排斥法币，而以法币作为准备金并与之等价流通，以便于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套取外汇的。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侵略和掠夺的手段。
注二：军用票。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发行流通的用于掠夺财富的工具。早在日俄战争中便已出现，日军侵略中国以及在之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占领区域内，疯狂发行这种军用票，由于军票发行时并没有保证金作为退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机构，所以，军票本身毫无价值可言，甚至连日圆都不能兑�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