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军官兵当然不晓得这码事，问题在于苏联方面始终否认有这码事。
当晚在附近村子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送去伯力远东军内务部的拘留所。
赵尚志在伯力被关押16个月，从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
如果不是诺门罕那边打起来了，说不定还要关多长时间。
全部问题的实质，都在于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赵尚志被人暗算了。
是谁暗算了赵尚志？
毫无疑问，苏联人很快会查明赵尚志的身份。
很快是因为赵尚志太引人注目，形象特征又比较突出，但对这样一个人又不能不慎重，也就得个把月时间。就在这时，戴鸿宾率队过界了，也被送来了，几天后祁致中又来了。祁致中1937年12月从抚远过界，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七星砬子兵工厂的火药问题。而戴鸿宾带过来的，包括3军1师师长蔡近葵、9师师长李振远在内的500余人，前边说了，都被遣送新疆了。
苏联人这时好像只要军长。
义勇军失利后，一批批“过苏联”。日本在苏联，特别是远东地区，不知道有多少特务，包括这次3军、6军500多人的境遇，肯定都看在眼里。苏联悄悄地留下赵尚志等人，既掩护了自己，手里又有了一张牌，可以随时放虎归山。即便日本人知道了赵尚志等人没去新疆，也得相当时日，可以随机处置。
这就可能有了同一张牌的另一种打法。日伪要求引渡义勇军，就不要求引渡抗联？抗联是“满洲国”的心腹之患，自然就成了苏联手中的一只筹码，在与苏联的外交中，傲慢的日本能不提出什么条件？而苏联为了一纸《苏日中立条约》，彼此会不会有什么默契？如果东西方战线出现了非引渡不可的情境，为了苏联的利益，又会怎样？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其难以成立的理由，不仅是下一章将要写到的已知的结果，还在于前面写过的赵尚志过界后半个月左右，周保中也从饶河过界，在比肯滞留个把月又回来了。
而此前此后，抗联不断有人过界，李华堂也曾过界。倘把李华堂也扣下，那北满联军的4位军长就一网打尽了。
如果苏联想毁了抗联，应该说是很容易的事。比如像第二次伯力会议那样发个指令，正苦于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各军、路军领导，能不执行、服从、响应“阶级祖国”的指示、命令、召唤？那可真的是一网打尽了，也把手里的牌打光了，这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如果苏联存心羁押赵尚志，办法多得是，非得捎个“邀请”的“口信”吗？
实际情况是不是赵尚志的到来，给不想刺激、得罪日本的苏联出了道难题，那感觉就像捧到手里一个烫手的土豆？
赵尚志过界正赶上苏联肃反，此前一个多月，他还给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写过一封信，而布留赫尔是肃反对象。布留赫尔就是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加仑，赵尚志是黄埔四期学员。因为这层关系，就有人认为他被羁押，是受了牵连。那戴鸿宾和祁致中呢？而且，赵尚志给布氏的信中，没有任何超出两党两军关系的内容、意思。在此后已知的文件、资料中，也见不到赵尚志与肃反沾边的文字。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赵尚志都是被人暗算了，肯定有人希望他落到这步田地。
是苏联使赵尚志在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的时光，对抗联造成重大损害，乃至系列损害。但是，从义勇军到抗联，纵观14年抗战，应该说只是个例。
有老人感叹：赵尚志这个人哪，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
陈绍宾的口信
1940年1月20日，《赵尚志给关聂夫（科涅夫——笔者）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关于陈绍宾问题》中说：
我希望明白和了解从一九三八年我来到苏联，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时候，我曾多次的问了关于陈绍宾所传达的问题，在四月间在内务部那里（有一位绿牌一个星的长官，一位粉红牌三个星的长官，一位穿便衣的同志，也都在身边），带有三个星的内务部长官回答我陈绍宾的问题时说令我回去处罚他，以后我同戴鸿宾、祁致中同去和司令官同志的代表见面时，也曾回答我们说，令回去后考查他，当然这两次谁也没有给我字据（如果没有这个指示，长官同志可以处罚我，而我认为有这指示），但我曾根据这个指示，认为陈绍宾是破坏东北革命，而他所以敢继续到苏联来，绝不是他一人造谣，而是在苏联内，有与他同谋的分子，并且在东北也有。
当苏联方面矢口否认有“邀请”一事时，别说赵尚志了，连小孩子的第一反应也是：那捎来这个“口信”的人是怎么回事儿？
许多老人都谈到陈绍宾。
陈绍宾，1890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三济屯，“九一八”事变时为汤原县同远木材公司警卫队长，参加红枪会抗日，之后加入6军2团2连任连长。1936年2月，率连袭击汤旺河上游集团森林警察、采伐事务所，俘虏5个鬼子，缴获机枪1挺、步枪43枝、子弹3500发及大量粮食、棉衣，牛马等等。1937年2月，奉夏云杰之命潜入汤原城，做伪军、伪警察、伪县长工作，收集情报，配合6军5月18日攻袭汤原城。3月，在汤旺河×××地区7个村组织反日会及办事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以上情况，源自《三江省警务厅长关于逮捕审讯抗日联合军第六军政治主任陈少宾（陈绍斌）》（本地警统委长报），开篇第一段为“（请参照康德四年八月十八日三警国特高秘发第五○四号）”，其中还有关于6军的编制及装备状况和与苏联的关系的口供。
如果这份资料是可信的，那么这时陈绍宾就开始为鬼子工作了。
陈绍宾8月被捕，9月即出现在抗联队伍中，照样“过苏联”，有人说他来去像走平道似的。其原因，据说是之前曾救了个叫伊万的苏联人。确有此人，当年的文件中写作“一万”，敌伪档案说他是个“赤俄”。此人是何人物，到中国有何使命，陈绍宾是怎么救他的，不详。像其他军也有老人提到也曾见过苏联人一样，反正挺神秘的。但是，苏联方面对陈绍宾非常信任，应是无疑的。他的“六军特别交通”这个身份，似乎也与此有关。
陈绍宾被俘后，既然有其他口供，能没有关于伊万和“特别交通”的口供？一直跟苏联打情报战的日本鬼子，对此当然会更感兴趣，甚至大喜过望了。
伯力会议后，苏联为抗联提供了庇护所。而绵延数千公里的中苏边界，则为日苏两国的情报战提供方便。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夫根尼·戈尔布洛夫所著《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中说，日寇除了利用流亡东北的白俄，训练后潜入苏联外，就是派遣假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在苏联接受军政训练后，派回东北党和抗联担任领导职务。而像陈绍宾这样“过苏联”像走平道的人，又能拿来就用，是不是就求之不得了？
就有人认为，陈绍宾是双料特务、两面间谍。
在给科涅夫的信中，赵尚志毫不客气地指出，苏联也有陈绍宾的同谋。内务部让赵尚志惩罚他，考查他，可能是搪塞，也可能是对这个捎“口信”的人画了个问号，让赵尚志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有人说，如果陈绍宾是日本特务，那“口信”就来自鬼子。如果他跟鬼子没联系，那是他编的，还是与人合谋？这个人是谁？他们要干什么？还要干什么？
但这只是推测、猜想，而且是建筑在那个“如果”上的推测、猜想。
1938年2月下旬，周保中从苏联归来，去往宝清兰棒山2路军总部和5军军部途中，在一个叫荒上的地方，被敌截击。激战中，周保中落马。有作品这样写道：
一个大个子敌人就气势汹汹地来抓周保中的衣服，周保中急回头一看，就是刚才喊叫“后边的就是周保中”的那个叛徒（原第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这时周保中简直要气炸肺了，恨得全身发抖地骂道：“你这个卑鄙的东西！出卖了革命，现在又想得到日寇的赏金而拼命来抓我。”周保中照准这家伙的前胸“呯、呯”连发两枪，叛徒扑通倒在雪地上亡命了。
至此，对这个人已经定性了。可后一句显然不确，因为1940年4月，陈绍宾还是3路军9支队支队长——这又让人迷惑了。而且，据说陈绍宾个子也不算高，留着两撇胡子。
1938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给七军党委及下江特委的信》中，谈到荒上遇险时说：
出险的原因：第一，由陈绍宾泄漏预先规定的行动消息。第二，七军刘海龙有奸细走信的嫌疑。
认定陈绍宾客观上有奸细行动。除这次泄露与保中同志预定的行动消息外，陈绍宾去冬东去时在富锦五区遇独立师韩团长正接洽投降，他抱着默不发言可耻的态度，又不通知联军关系方面，因此叛徒韩团长得顺利无阻的投降日贼。今年四月，七军三师七团西进，陈绍宾受七军军部的委托，负有七团西进的向导和援助的责任，但他和七团到大旗杆以后，完全放弃委托与应有责任，使七团全部盲目西进，造成向阳沟严重损失原因之一。陈绍宾担任六军特别交通送高射重机到××地，去时从富锦出发到饶河，并不保守秘密，沿途公开宣扬，这不但有其他各方妨碍，而且直接引起日贼对七军基本游击地带的特别注意。吉东省委向下江党及七军党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一、彻底追查惩治刘海龙及其他奸细分子；二、对陈绍宾以后之工作行动，一律加以拒绝，不许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并严重监视他以后的行动，若有可疑或显然障害时即直接处分。关于此点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
那边捎个“口信”，把赵尚志骗去苏联，这边再对周保中下手，是不是这样子？倘若赵尚志和周保中都消失了，那北满、吉东的抗战，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尽管“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实际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别说北满，就是吉东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