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也说“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抵抗”。
江桥抗战，马占山抵抗了，蒋介石又把他怎样了？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老蒋咬钢嚼铁一声“打”，少帅能不打吗？
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论”，前提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接到荣臻的“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一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拥护中央，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拥兵入关，体现与实践的都不无这种主张。结果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日的巧合：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关，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战；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断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
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却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在发出那封“不抵抗”的铣电时，正在江西指挥30万大军“围剿”红军。
这种矛盾、对立、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忍无可忍的少帅，没了东北的“东北王”，一怒冲天，以一种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宁死”的英雄气，挥洒出一道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的闪电。
别人可以不抵抗，他张学良必须抵抗，于国于家于他个人都必须抵抗。在中国，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强势人物，因为他的东北军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以那片丰腴的黑土地为根基的。中国的大小军阀都拼命地抓枪杆子，但若没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水土、地盘，谁也阀不起来，只能当流寇。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不开土地，喝辽河水长大的少帅，离不开那片生养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样随波漂流，身不由己地为老蒋去打在老蒋眼里好像比日本人还可怕的共产党，后来则像只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被拎去台湾还是只笼中鸟。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应处理”的电报，在那决定东北命运的时刻，无论张学良想了、说了些什么，他的行动告诉人们的都是：你老蒋不出兵，让我看情况去办，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回忆录中写得明白：“从当夜十一时稍过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让出奉天城为止，中国方面由省长公署几乎是不间断地用电话向我总领事馆表明中国官民均无抵抗之意，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到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又通知说要开放城门，以示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这么拉倒了？当然不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会抗不住国际上的压力，关东军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国联”能够为他惩罚日本，伸张正义。
儿时，笔者没少听老年人讲：那工夫若是换成大帅，一声“妈个巴子”，早跟“小鼻子”干上了。比起大帅，少帅差远了，还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会把大帅“踢蹬”了。
200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绥阳镇，采访到一位“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老人叫陈广忠，九十三岁，当年为北大营7旅通讯连士兵。事变当夜，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满口牙没几颗了。
老人说，开头听到枪炮声，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长官说是日本子搞演习。炮弹落大营里了，“子溜子”（东北老话，“子”即子弹，“溜子”即弹道）嗖嗖的，天底下有这么搞演习的吗？有的弟兄伤了、亡了，大家红眼睛了。可上边不让打，叫“原地待命”，什么鸡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吗？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仓库拿枪，动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没穿上就让小鬼子打死了。没接到撤退命令，有些军官就在那儿“挺着死”，军人得服从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着跑出来的。
老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上边不让打，养兵干什么？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儿挨枪子，妈个巴子，俺们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那打到“国联”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码。
尊敬的洋大人，你们看吧。这满营的弹坑、弹痕，是中国军队自己打的吗？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里的，兵舍里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无寸铁，而且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还有这些枪库、弹药库，这些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诸位先生可以随意查勘、检验。如此，9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阅遍古今中外的战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胜多，或者以弱胜强；或者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至于屈膝投降，大开城门的时日，许多国家、民族也都有过。可如此不抵抗，挺着死，引颈受戮、受辱的，有几多？还有吗？
鬼精鬼灵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么都筹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国联”呀，“公理”呀，“正义”呀，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嘴巴子上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腰包鼓、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有几多人愿意站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强者、胜者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话语权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他们要的是事实。而且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开头那枪炮打的都是空包弹，见你不还手，这才动起真家伙。万一攻击失利，那我就是搞演习，黑灯瞎火弄错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里，“误会”呀，“遗憾”呀，“下不为例”呀，一张嘴，两片唇，一张一合说去呗！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这是当年东北军的一支军营歌曲《上起刺刀来》，那守土卫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是何等凛然、豪迈，就像是专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写的。
山东抗战，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一和于学忠的东北军打起来，八路军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一些官兵就不打了，或者是冲天放枪了。而在“九一八”之夜后，东北军如果再唱这支《上起刺刀来》，岂不就是羞辱自己吗？
“日本子打进来啦！”原为对外开放，常有外军代表参观、访问的东北国防军的王牌7旅，官兵逃跑的，挺着死的，去库房砸锁踹门拿枪的，拿不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拿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不敢违命开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还击的，这个赤膊，那个光脚，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
没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营再乱糟的了，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再狼狈的了。
用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夺占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据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没剩几口气儿的张作霖，临死前曾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好好干吧。俺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总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最想念这片黑土地的，莫过于这位少帅了。
有段时间，终于听说他要回来了，当年的大帅府已经修缮一新，多少人翘首等待一睹少帅的风采，可这位东北老乡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也是，怎么回来呀？
如果抵抗了
历史没有“如果”。可对于“九一八”之夜，我们不妨“如果”一下：如果抵抗了，会怎样？
事变当时，日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约1。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炫）1万余人，另有警察3000多人。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其中仅北大营7旅就7000多人。东北军散在各地，日军也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北大营和奉天城，而是在炮轰北大营后，即在南满（今沈阳至大连）、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沿线10余座城镇，陆续发起攻击。当时日军第2师团，其主力还在辽阳。攻击北大营的，只是第2独立守备大队的600多人。从宏观到微观，东北军的数量都占绝对优势。
战争当然不是“10个打1个”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从总体上说，装备当然是日军好，但北大营的7旅一点儿也不比日军差。旅属战车队、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有轻型坦克12辆，8。4厘米迫击炮6门，马克泌重机枪12挺。团属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与旅相同，还有个装备4门3。4厘米口径平射炮的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12挺，同式步枪120支，掷弹筒12具。操持这些装备的，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