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在日本的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由他在日本编印后，寄回国内发行，其中除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一人以“息霜”的笔名包办。创刊号中的《我的国》一曲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其中，《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李叔同的《送别》至今流传，成为经典名曲。《送别》歌词清冷缱绻，人尽唏嘘：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在浙一师教授图画和音乐。这两门原本无足轻重的课程，一下子成为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的图画教室配备了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音乐课也有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师，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不断有人作画，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歌声琴声悠扬。曹聚仁回忆，那段时间，连他这素来对音乐没有兴趣的人，竟也“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
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颂老师道：“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戏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自编自演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1904年，李在上海参加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的演出，他扮演了黄天霸、褚彪、穆玉玑等角色。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曾延年、黄辅周创办春柳剧社。1907年春，春柳社为国内徐淮水灾募集赈灾款，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我国话剧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
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剧是“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但李叔同的表演收获的也不尽然是好评，陈丁沙在《春柳社史记》中说，李叔同的表演虽然很投入，但“他的声调并不怎么美，表情也较生硬”。
戏剧表演大师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走上了表演之路。
丰子恺这样描写老师李叔同的茶花女扮相：“鬈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
同年6月，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一剧。该剧根据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李叔同在剧中饰演艾美柳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此剧再次引起巨大反响，得到日本戏剧家的好评，土肥春曙说：“息霜氏的美国贵妇人，肩颈柔软地动着，颇具爱娇之态的举止，极为巧妙。”伊原青青园说：“身材细长，敷着白粉，颇具风采，其穿洋装的样子和走动的姿态俨然一副西洋妇人的派头。”日本报纸则赞叹道：“演欧美剧，日本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中，他饰演茶花女；在《黑奴吁天录》中，他饰演了艾美柳夫人。为了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并自掏腰包，花百余元做了一套女式西服。
李叔同在演出春柳社第三次公演的剧目《天生相怜》时，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了下去。
【书法】
少年时，李叔同师从天津唐静岩，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画的来历。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打下扎实的功底后，再习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
皈依佛门后，弘一法师专心修律宗禅理，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唯独不能割舍书法。他出家前的字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书法也成为他广结佛缘、接引众生的方法之一。
叶圣陶谈及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模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着越有味。”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被世人视为珍宝，鲁迅、郭沫若、徐悲鸿都藏有李的墨宝。刘质平更是将老师的墨宝视作生命。抗战时，刘质平曾解开衣服伏在箱子上，用身体为箱内老师墨宝遮蔽风雨，为此病得奄奄一息。
【逸事】
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记载，李叔同曾言其出生时，曾有喜鹊衔松枝入室的瑞兆。弘一法师圆寂后，有刊物报道，那被喜鹊衔来的松枝一直由李保存着，直到圆寂之时，还悬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但李家后人却否认了喜鹊衔枝的说法，称禅房所挂为龙眼树枝，是法师用来挂帽子的。
少时，李叔同喜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李叔同曾为名妓李蘋香的传记作序，他认为，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30岁时，李叔同曾治一印，称自己为“翁”，他圆寂后，姚鹓雏作诗挽之，中有“海角惊初见，堂堂三十翁”之句。
弘一法师常抄写《地藏经》和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晚间就寝之时，他也常持地藏菩萨的名号入睡。1926年，他到杭州附近的某寺挂单，某日就寝时照例持地藏菩萨名号入睡。此夜有强盗持刀杖入寺抢劫，寺僧无一幸免，唯法师所居之室未经搜检，强盗用力撬门，终不能开，欲从窗入，屡击玻璃，竟不能破，历一小时许，精疲力竭。时天色将晓，强盗只能悻悻而去。而弘一法师竟不知夜间之事，次日寺中僧人称奇相告，才得知晓。他认为正是得于地藏菩萨的护佑之力。这更坚定了他对地藏菩萨的信仰，弘一曾言：“自惟剃度以来，至心皈依地藏菩萨……受恩最厚。”在驻锡庆福寺的近10年时间里，弘一法师对地藏菩萨的承事供养，从未间断过。
李鸿梁则记载，弘一法师曾谈及：他某次住乡间某寺时，强盗来寺中抢劫，一人从他居住的房间窗户用电筒向内照射，当时他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桌上闹钟停止不走了。强盗并没有发现他，不久便离去了。等强盗离去后，闹钟又开始走动了。
弘一听说上海有一处讲经念佛的超尘精舍，便到处寻找，结果他发现，精舍竟然就在他当年居上海时所住的城南草堂内。弘一法师感慨：“真是奇缘！那时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
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弘一让他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喜欢又能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将纸片搓成团，放在佛像的供桌上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丰子恺连着两次抓到“缘”字，于是为居命名“缘缘堂”。法师当即为他写了横额，以后丰无论迁居何处，此横额都挂在他的居室内。
弘一法师自号晚晴老人，著有《晚晴集》，书斋亦命名为“晚晴山房”，皆因爱李商隐诗，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
黄永玉回忆，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的玉兰树上摘花，有个老和尚在树下问他：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黄永玉口咬花枝，跳下树来，老和尚邀请他到屋里坐坐，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
屋内很简陋，弘一笑着问道：“平常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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