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牌车主 胡忠是40年代至60年代香港赫赫有名的“的士大王”。对出身猪农、生 活在薄扶林乡间的胡忠来说，这般辉煌的成就，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 胡忠祖籍广东花县，父亲胡社生于1880年来港谋生。他是个安分守己 的农民，香港的生活，完全是花县老家的重演。他与妻子刘氏住在岛西的 薄扶林村，搭了一间棚屋，种菜养猪，别无他求。 1902年胡忠出世，他很小就帮家里做活。胡社生深感自己出息不大， 就送10岁的胡忠到书院读书。胡忠聪颖好学，尤喜欢英语。可惜求学生涯 仅短暂的3年，家里遭风灾，无法供胡忠读书，胡忠又回家种田养猪。不过 这3年，对胡忠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年青的胡忠视野开阔，雄心勃勃；略 通简单的英语会话，便于他开的士载客。 1921年，父亲胡社生逝世。19岁的胡忠肩负起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 女的重担。按理，种菜养猪，能维持一家糊口御寒，该心安理得了。胡忠 却不安分，他想跻身新兴的汽车行业。 为赚足考牌的第一桶金，胡忠停止种菜，专营盈利略大的养猪场。另 外，他到一户洋人家做花匠，每月赚取12港元薪金。到1924年，他不仅偿 还了家中的债务，还积攒下500港 当胡忠提出要拿出300港元去学驾驶汽车时，母亲刘氏顿时瞠目结舌。 良久，刘氏说道：“行船跑马三分险，汽车这东西，开起来像飞一样跑，你 怎想到弄那玩命的东西？” 胡忠说：“一个的士司机，月薪有30元，若加上小费，就有七八十元， 我们家就不必受那么多苦了。” 刘氏仍是反对。胡忠耐心地说服母亲，终于得到母亲的同意。几十年 后，胡忠向子孙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母亲虽然竭力反对我的计划，差点使我学不成，我一点也不怨母亲， 我很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情。母亲当时说，一个人要知足常乐，只要克勤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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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三餐不继。人要脚踏实地，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当时就泪流满面。后来母亲同意我学驾车，我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也不 管如何发达，我都不忘脚踏实地、克勤克俭这句母训。” 1924年，胡忠到当时唯一的一家的士公司——红边的士公司学驾车。 学徒收费100港元，加上请师傅喝早茶等多项开支，总计300港元，胡忠勤 奋好学，经过3个月的训练，一次就考到执照。 考到执照，有人介绍胡忠给一位洋行老板开私车。薪水很高，又轻松， 胡忠却不愿去。他不愿做洋人的车夫，宁可自己掌握一辆车，于是就留在 红边公司开车。 胡忠最初在九龙区开车，月薪30港元，加上小费，每月收入就有100港 元左右。那时有钱人拥有私车的不多，的士生意红人，司机是门很吃香的 职业。胡忠却不以此为满足，他暗暗计算，一辆车的成本是多少，一天的 毛收入是多少，汽油薪金等等开支是多少，那么老板一辆车一年的收入是 多少。胡忠愈算愈觉得是条财路，大有作为。 半年后，胡忠调港岛跑车，港岛人多繁华，生意更红火。胡忠为攒足 买车的钱，从清晨跑到后半夜也不知劳累。月薪是固定死的，多跑可多捞 小费。胡忠回忆道，“那时候的人忠厚，车钱一仙不少交回给老板，我几乎 没听过哪个司机私吞车钱的事。现在这样就难行得通，现在习惯把车包给 司机。” 胡忠等不及攒足车钱再买车，就动员另一个司机参股拿出150港元，加 上自己的450港元，就有600港元。那时一辆的士需2000港元，胡忠焦虑之 中灵机一动，收下4名考车牌的学徒，共得学费600港元，这样就有了1200 港元。胡忠拿1000港元交了首期，剩下200港元作日常开销。胡忠辞去红边 公司的职，做上红牌车主。为了供车，胡忠早上5点起来教学徒开车，7点 去货车公司上班，下班后接合伙人的手开夜班红牌车，一天只能睡几个小 时，却不觉得累。谁知，港府在的士公司的压力下，限制个体红牌车主， 不允许满街兜客。的士公司设有固定的传呼站，听到电话，就派车去接客。 个体红牌车主一下子陷入困境，几乎寸步难行。胡忠苦苦支撑了几个 月，入不敷出，只好把的士卖给广州的车行，仅卖得1200港元。胡忠出师 不利，情绪低落，又回到薄扶林养猪。 胡忠回忆道：“我那时年轻好强，确实有些冒进。我只听从了克勤克俭 的母训，而把脚踏实地抛到一边。” 胡忠时时不忘东山再起，到1927年，他见港府对个体红牌车的管制有 所松动，又重操旧业。他拿出1000港元，买下一辆二手车，日以继夜地干。 等攒足1000港元，他又买下一辆二手车，请一名司机开。 就这样，他以滚雪球的方式，一年置下4辆二手车。同业皆吃惊不已， 以为他捡到一箱汇丰运钞车掉下的港币。 胡忠说，我那时这样于，仍是在冒险。我常这样想，我在薄扶林开办 猪场之初，一无所有。想穿了，大不了又回去养猪。就这样，我认准一个 目标，就无所顾忌地朝前奋斗。脚踏实地有好几种理解，我咬定目标不放， 也算是脚踏实地吧。 胡忠扩大车队，遇到两次极好的购车机遇。 2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香港，香港业界一片阴云。商人视 投资为畏途，胡忠却趁机捞便宜。别人说胡忠是老衬 （傻瓜）。胡忠说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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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涨有落，不会落下去永远涨不起来。 一位印度车行老板，想卖掉车子回印度老家。胡忠花了2000港元，就 买下他的两辆很新的二手红牌车，并获准分期付款。接着，胡忠又从帮他 维修车辆的亲戚手中低价购进4辆红牌车。 这么一来，胡忠就成了8辆红牌车的车主。经济不景气，坐车的人也少。 胡忠降低车价，以薄利多载的方式维持营运。 到1934年，香港不景气达到顶点，很多车行都支撑不下去。胡忠对要 不要趁低买车犹豫过好久，他这么想：不景气到了顶点，或许就像落潮把 礁石全露出来，那么接着就开始涨潮。 胡忠咬咬牙，以1。8万港元的低价买下新的士公司的12辆车，首期8000 港元，余款分期付完。当时同业部认为胡忠神经有问题。胡忠嘴里说，大 不了回薄扶林养猪，可心里仍有几分胆怯。经济起伏，毕竟不像潮涨潮落 那么有规律，如果不景气再持续两到三年，这10多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 那时候，商人及高级职员，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谁还坐得起车。 胡忠在经济低潮中，成立中央的士公司。 第二年，全球经济复苏，香港商界又充满朝气，商人忙于跑生意，游 客移民接踵涌来香港。胡忠的车队遇到赚钱的好时机，他一有钱就添置新 车，令同业艳羡不己，说胡忠会掐算。胡忠自忖道：看来我是有点先见之 明，不过，说起来还是我更敢冒险。 到1941年香港沦陷前，胡忠已拥有40多辆红牌车、10多辆白牌车—— 专门出租给港府使用。 养猪佬出身的胡忠，已成为执香港的士业牛耳的泰斗。 香港沦陷，胡忠的车全部被日军充公。胡忠又一次回到薄扶林养猪。 这是胡忠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胼手胝足干了半生创下的家业，全军覆没。 胡忠仍不死心，他翘首以盼有朝一日重新出山，再创基业。 启德机场 启德公司，实际上是最早跻身汽车业的华商。现在的港人往往忽略这 点不计——因为他们创建机场影响太大，掩盖了他们其他业绩的光辉。 启德公司的主要创始人是何启爵士，何启与中华巴士、中央的士的老 板皆不同，他完完全全是一位儒商。 何启之名，常会被人误解为何东家族之人。施氏的几个儿子，姓名中 都有一个“启”字。如何东叫何启东，何福叫何启福。其实，何启之名只 是与何东兄弟重合了两个字，其他均不搭界。 何启是广东南海县人，小时随父母在香港教会办的书院念书。随后留 英就读亚巴顿医科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学衔。毕业后从医，业余兼 修法律，1882年考取英国律师资格。回香港状师 （律师）行，是香港著名 华人律师。稍后创办雅丽氏 （雅丽氏为何启的英籍亡妻）医院，任该院总 理。 何启是香港第三位华人议员。第一位是政治家伍廷方。伍廷方1882年 离港，议员之席由大学者黄胜接替。1890年黄胜退休，何启继任议员一职。 何启在任期间，曾长期羁留上海。港督罗便臣，便打算清华人财阀何东接 替何启腾出的议员空缺。后何启提前回港，何东做议员之事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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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在后世名气不如何东响亮，这是因为财富没何东大，子孙没何东 众，花边新闻没何东多。在当时，何启在舆论界的影响，与何东不相伯仲。 何启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关心华人利益，积极倡导华人社团活动。 1908年9月26日，英文《南华早报》刊登一封署名“美国人”的读者来 信，信中污蔑华人不讲文明，主张电车与公园，另设西人座位，以免华人 混迹西人之中。 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激起香港华人的公愤。在香港上流 社会聚会中，何启曾多次提到 《南华早报》的这封信，驳斥这种种族歧视 狂言，表明华人不可欺辱的立场。 这封信，成为何启日后投身实业界的契机。何启认为，华人要想在香 港与洋人真正平等，光靠请愿、抗议是远远不够的；寥寥无几的华人议员 或太平绅士也不能说明问题；还得在经济实力上能与洋人抗衡比肩。 何启与他的至友——富裕华商区德创立启德投资公司。“启”与“德” 分别取自两人的名字。稍后，华商曹善允加盟启德公司。 一战结束，香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