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0 部。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从最近的研究又得知，由旗人和御前近侍组成的内务府在许多方面是平行于北京正式各部的秘密政府。它从土地、专卖、关税、盐税、丝织作坊、贷款、罚款和贡款方面获得大量收人，帮助朝廷从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它起初为管理宫内的太监而设置，以消除其长期形成的弊端，但不久这个内部政府本身也腐败起来。清朝的中国异族统治者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保住了他们在种族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本色，维护了他们的军事和行政控制权，并仍能使有才能的汉人得到声望和提拔。既然满人掌握了中国的世俗权力，汉族才华出众的人士就转而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近代初期的中国还保留了非民族主义的传统，即只要统治者之有方，谁来统治都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因为它把儒家思想放在普遍的而不是某地区或某种族的水平上。甚至连一个异族皇帝也奉行孔孟之道，这就肯定了儒家所深信不疑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儒家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普遍适用的治国之道，此外再无其他文明的政治哲学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法像他们的梯田水稻经济一样，看来是比朝代或种族问题更为基本的东西。
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继他们之后的夷狄君王发现，继续加强这种传统是对他们有利的。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他忠心耿耿，并按孔孟之道处世为人。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善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他们只要仿照历代的“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说，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施仁政的专制政府”的尺度。不管专制君王是谁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仁慈的面貌”，并牢牢地掌握权力就行了。
这样，异族统治的长期经验已经产生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奇特现象：19 世纪的中国人进人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 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诚间的这种不同关系，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国和德国，只是在查理大帝统辖了两个地区之后，才成为不同国家的。这两国虽然常常打仗，却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儿和巴赫，莱布尼茨和巴斯德，卢梭和马克思，是它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这可从下列情况看出来，即自公元前双1 年统一以来，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在13 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前，中国优越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国地广人众，技术、财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优越。但中国皇帝以德君临天下而对人类拥有无上权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观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之后，却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汉人血统的明代诸帝东山再起，以他们的德行和权力重申了皇帝至高无上的信念。于是，皇帝君临四海这个古老的思想，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乃至哥伦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过，但只有在中国能够一直坚持到现代。
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秩序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念从清皇朝那里又获得了新生。当清朝八旗军在18 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在清朝统治下巩固这整个地区的工作，近几十年已由扩大了的汉民族所采用，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甚至到了今天，两党仍坚决主张，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这汉民族的一个中国理所当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维吾尔和其他许多种族，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朝代的盛衰周期
研究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把它看作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政权空白期或间歇期。读了著名的中国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后来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夺取并组织中同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埔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
任何一个探求历史一致性的人，或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中国的史籍浩瀚无际。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许多见诸记载的帝政事实，有待历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创始人、或普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其空闲时候去加以精选、整理和总结的。人们在这些记载里比在任何别的书里更有希望读到不断重演着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好好读通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预见它今后20 年的未来——这虽是个奢望，然而也是个令人神往的希望，只有那处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
几代学者都对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中一系列事件的特别类似之处获有深刻印象：都有一段诸子争鸣和战国纷争的时期，有大一统成立帝国的时期，有中央政权分崩和瓦解的时期。例如，我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100 年；罗马和汉这两个帝制政权也鼎盛于同一时代。同样，当这两个帝国衰微之时，其北方边睡的蛮族都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当“普世之国”（借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术语，它指古代居世界一隅自以为尽有天下的大帝国。——译者）中的政治和经济解体时，都可见到苦难人民向其导求安慰的外来宗教传播的特征。3 至6 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进人中国和佛教的传播，正好同西方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南侵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即“野蛮状态和宗教”的胜利同时。凡有志于正确地找出人类事物规律的人，都可拿东西两大帝国的这些相似之处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概括和更深人的研究。在中国历史里，使肤浅观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汉、唐两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情况。在这两朝之前都有一段思想酝酿活跃的时期，其标志各为周末的诸子百家和汉以后道教佛教的盛行。在这两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来统一国家，即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和隋朝（581 －618 年）。汉、唐两朝一旦在新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都能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邻近地区、特别是中亚一带，并相应地发展了对外接触。
学者们有鉴于这两大朝代的相似之处，曾试图系统地阐述历史周期现象。所有这些尝试的根据，是中国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并孜孜不倦地记载下来的基本现象，即朝代的循环。二十四史中当然有某些思想一再出现过，因为记录每朝史实的学者所提供的都是统治者家族兴起，鼎盛和哀亡的全部历史。例如，到每个朝代快结束时，所记载的自然灾变、地震、洪水、彗星、日月蚀和其他异常天象就多起来了，以证明统治者的无道正在使他丧失“天命”。
确实，在民气和社会心理方面，自我联想可能曾对朝代的循环发生作用。这是因为，皇朝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道德威望，以致一旦它在某些事情上丢了“脸”，就可能启动一个过程，使人们的思想似乎越来越反对当朝政权，从而加速其灭亡。一旦那批给统治阶级舆论定调子的儒家文士认定一个皇朝已丧失其在位的道义权利时，谁也无法再拯救那个皇朝了。这仍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朝代的衰微往往是和统治家族的日益无能一起出现的。当权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地被家庭制度套上沉重而无用的担子。这一点从那些在皇室里有牢固地位的外戚身上表现得最为昭彰，他们假公肥私、骄奢淫逸。朝廷里的酒肉声色使统治者个人日趋萎靡。汉化的夷狄之君也会遭到这种危险。例如，蒙古诸汗就是由于贪图安逸和荒淫无度而自取灭亡的。
有些人甚至更广泛地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中国的朝代循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特别重视田赋，因为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田赋是政府岁收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每个朝代似乎都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即不纳田赋的土地越来越多，使当权的官僚阶级得利而皇家的岁收减少。在一个朝代开创之初，通常都要估计一下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并登录在一种粗略的调查表里。新订的税册可以用作收税的牢靠基础。随着岁月的推移，帝国政府的利益与代表该政府的个人的利益发生了矛盾。统治阶级能够逐步增加他们的田产，并采取各种手段不缴田赋，如销毁税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