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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早期俄国人在陆上越过西伯利亚同中国的接触，进展得比较慢，虽然到头来这种接触更为经久。17 世纪中叶，有几股哥萨克人深入北满，但他们越过西伯利亚大片荒凉区域纠集到那里的力量，还不能同中国沿海的欧洲战舰相比拟。1689 年尼布楚条约以后，清廷迫使俄国人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之外，达一个半世纪之久。1728 年的一项商务条约容许俄国在北京驻一非外交性的宗教使团——几名教士和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它的商人则被严格地限制在恰克图，这是蒙古北疆位于西伯利亚一侧的远方商业中心，可说是在寒冷地带相当于帝国南方滨海的广州那样的地方。这样，俄国人的商务关系也像所有其他外国人的商力关系那样受到控制，但俄国人经陆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一开头就不同于欧洲人经海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俄国逐渐像亚洲腹地的蒙古各部族一样，成为接壤的邻国，不过位置更远些罢了。
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在同中国打开关系这方面，欧洲是寻衅的一方。因此欧洲就先感受到这种新关系的影响。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欧洲人对外来的刺激反应灵敏，他们才远征海外，并使他们对海外发现的事物十分敏感。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在西方生活中还比西方在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由于我们从自己的过去承袭了这种状态，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仍是歪曲，并且未免有点莫名其妙。
欧洲人在16 、17 世纪从海路发现了亚洲，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大规模航海时代以前，除了马可？ 波罗时代同中国短暂的接触之外，欧洲人所知道的同时代社会，只有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的社会；那是在他们所知世界边疆上的异教徒，是中世纪基督教徒与之斗争的对象。甚至在16 世纪的欧洲，所出版的关于土耳其人的书还比论述新世界的书来得多。但欧洲人突然发现亚洲有一些强大的王国和古老的社会，它们不信基督教，并且虽然没有得到基督教的好处，居然也存在了许多世纪。这种发现终于对西方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些新事实的含义，只是到了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在这个运动中，自然道德观与神所启示的宗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人们以中国为例，来支持毋需启示而只要通过自然秩序便能发现神这种学说。17 世纪耶稣会教士从北京发出的信中，把中国描绘得非常光明美好，就好象告诉人们说，纵然没有神所启示的宗教，人仍能做出有道德的行为，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基督徒的标准的。这就为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使道德与宗教分家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1687 年儒家经典著作在巴黎译成拉丁文出版，又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引经据典的证明。像莱布尼茨那样的作家，早已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他宣称中国人在有实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实际上比欧洲高明，即使欧洲在理论研究上仍较优越。那一代欧洲人力求证明，即使没有宗教，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也可为人类的各种制度奠定基础，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圆满的答案。在经典著作中所描写的中国，一位哲学家式的君主真像其子民的慈父那样。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中，有伏尔泰在其1756 年出版的《道德论》 里讨论了中国政府，大大抬高了中国政府的声誉。他说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作为这个论点的依据，他指出中国官员关心公共工程、道路、运河以及其他足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种种活动。他指出中国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例如皇帝礼遇有德之士。
重农学派企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行政改革时，也从中国获得启发。他们预言将发生工业革命和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强调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他们在反对重商主义时论证说，私人应当能够积累财富，不受政府控制。1767 年，号称“西方孔子”的重农派领袖魁奈博士，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他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个专制君王，但他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进行统治。中国社会接近于魁奈的有关致于完善的想法。那里没有世袭贵族。儿子承受父亲的财产，但只有凭自己的学问和修养才能承袭他父亲的声誉地位。在他眼里，中国是个崇拜上帝的自然神论社会。财产权似乎很有保障。赋税由皇帝规定，除寺庙外没有免税的土地。魁奈确实指出，商业并不受到充分的鼓励，官吏中间的贪污和统治者的专制只是由于害怕百姓造反才稍有所节制。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的评价是好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 世纪的欧洲也有过一阵中国热，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和其他家庭装饰如墙纸和编织品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富户的宅第里以摆设进口的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为荣。英国托马斯？ 奇彭代尔制作的精美家具和出于韦奇伍德之手的英国精瓷都饰有中国花纹。英国的中国热以17 仍年在丘加登斯（即皇家植物园。一译者）修筑一座十层高的宝塔达到了最高峰。中国对近世早期欧洲的影响是这样通过思想家和匠人的媒介而颇有选择的引入的，他们以中国为例来发现他们所想发现的东西。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因此至今仍有一些旅游者带着事先构想的对中国的最近印象前往该国。
19 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中国观点，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它被日后通商口岸那些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的诽谤而粗暴地粉碎了。
朝贡制度
从1842 年到1943 年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给西方的商业和宗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虽然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共产党获胜前终于被取消了，我们仍有必要用它来着重地回顾一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在美国，像南北战争或经济大萧条这类全国性灾祸常被人在国内政治活动中用作号召；因此，现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发现那种条约体系是唤起人民牢记国耻的宝贵象征。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现化中国的一切弊病——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归咎于不平等条约，而共产党对此的谴责甚至更加厉害和全面。
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
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王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的朝廷上来。对儒家学者来说，如果边睡的未开化部族不能欣赏中国的优越文化，从而企求享受中国文明的好处，那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自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而皇上的慈恩就理应由外来者的俯首恭顺来予以报答。
一旦外国人承认了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仁慈皇恩和俯首恭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分别表现为正式的赏赐和献礼。于是献礼朝贡就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节。它象征着接纳夷狄来沐受中华文化。这是赐予的一种恩典和特权，并非耻辱。当古中华帝国的影响在几百年的过程中扩散到东亚其余各地时，朝贡关系的礼节就发展成为一种手续，借此让帝国以外的番邦在泽被四海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取得一定的地位。
当欧洲人最初经海道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自然希望他们遵守这些礼节。按清代汇编的律例，外国来朝廷进贡的君主应接受皇帝承认他的藩属地位的册封。他还应当接受显贵的头衔和用于签署奏章的钦赐印玺，奏章上注明的日期应奉中国正朔。当其所遣贡使，来华时其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其中2O 人可循帝国释道进京。贡使在京住下后，受到妥善的保护和接待。最后他们奴见皇帝。当贡使跪拜叩头时，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早期欧洲的使节，如1795 年向清廷进贡的悻悻不悦的荷兰人那样，觉得这种柔软体操式的礼节代价太大，抵不上从那有贪污习惯的负责照管的官员手里克扣后发下来的皇帝恩赏。整个跪拜仪式不只是叩头伏身，而是要接连三跪，每跪连叩三次，头接触地面。这“三跪九叩”使任何人的心中、特别是行礼者本人的心中无法再怀疑谁尊谁卑的问题。有平等主义思想的西方人通常都不能理解，叩头人的这种卑躬屈节在身分社会的礼节生活中竟成为正常现象。皇帝向上天和祖先叩头，高官显贵向皇帝叩头。朋友间也会不那么正式地彼此叩头，正如客气的日本人几乎至今还有做的那样。因此，由一个贡使来叩头，那不过是彬彬有礼的表示。朝贡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明史编者列举了120 多个朝贡国家，把久已灭亡的东罗马、许多虚构的小国和边睡部族都包括在内。清代设专署统辖诸部族，把真正朝贡的国家名单减到十来个，其中包括一些至今仍搞不清楚的“西洋”各国，即早已有商人出现在广州的那些国家。因清帝国主要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它只同邻近各国或那些派人前来中国的国家打交道。如果外国商人到来，而他们的统治者希望促进他们的贸易，他就可以呈献贡品，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东亚经商诸国向中国朝贡，是为了维持通贸易和友好关系，但这样他们就被正式列为朝贡之国。中国给他们指定某几个口岸和市场。这样，来自朝鲜的贡物和商货是走陆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