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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东和远东的这种传教活动，显然仅限于文化方面，是美国国内社会准则的一种表现。它所用的是17 、18 世纪向美洲印第安人进行早期传教时的方法。皮尔斯？ 比弗概括说，这些方法“包括首先强调讲道，建立教堂，认为传播福音和传播文明是一致的，实施普通教育，翻译《圣经》 和编写当地的方言文学，招收并培训当地人做牧师传道和教师，建立教会驻地，并成立某种程度的基督徒聚居区”。我们在近东和中国的传教活动，都带有这些特点。
我们横越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当时这些活动都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沿岸各州通过海道进行。但是，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 世纪40 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雄辩家口中描述了世界帝国从古代的近东经希腊、罗马、西欧，并继而横越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向西推进的过程。最后到了19 世纪80 年代，美洲本土的边疆开始消失了，同时自愿到外国去传教的青年学生感到在中国这个新的边班是大有作为的。
美国在亚洲的边孤，跟北美中西部大平原的边疆截然不同：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不是能让我们随意开垦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古老的中国。这个新的陌生的人类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终于也引起了我们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我们开始对中国采取了在国内业已养成的态度。这就是锐意扩张、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个人主义、进步、发达、改善一切等思想成为人生的规律。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侈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大讲其怎样把异教徒从罪孽状态中拯救出来。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
美国的这一活动主要由私人或私营机构进行；美国政府很少带头干。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所实行的那种扩张，我们并没有成立股份贸易公司，其中设有武装船队和半官方的商业行政人员；我们早期新英格兰人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远东的，每次在一艘小船里载上几个小伙子和大人。他们把年青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关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挽救灵魂；干劲十足和满怀自信。在美国商人能赶上英国商人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教会从19 世纪30 年代伯驾（Peter Parker ）在广州设立著名的眼科医院开始，在人数和财力上很快就可同英国教会相匹敌。教会赞助者所居住的地区曾是培养我国对华人道主义的苗圃，这种感情有时能影响国策，有时则遭受挫折。
美国在非正式英帝国范围内的作用。1784 年后，我们去广州的商人已经发现英国是那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一边利用英国银行业的方便，一边继续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非正式帝国”这个概念当然只是个不完全的概念，它表明了一个外国能够控制当地局势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的那种不彻底性质。然而，英国在东亚操办的一套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外国人成为同当地统治阶级并起并坐的特权阶级，当然就具有帝国的一些特征。这套体系靠外国在当地的海军兵力和炮艇外交来维持。敲开日本门户的，是在北非海岸进行炮艇外交而一举成名的舰队司令佩里，这件事实不过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美国人是非正式英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过程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
这个英美关系起初是很不平等的。英国是势力遍布全球的更大更强的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忙于发展国内经济，在对华贸易中只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它在东亚海域的海军力量也仍然同样是微小的。因此美国人分享了非正式帝国的收益而不必亲身体验使用武力的费力工作。英国外交当局必须学会如何作出困难的决定，怎样估计后果，并在其后承担的这一切。例如，当清廷在1860年扣留带着停战旗的英国主要和谈使者巴夏礼时，额尔金勋爵感到必须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而不伤害中国人民。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只是英帝国每天必须作出的几千项决定之一。美国人却没有多少相类似的经验。
美国在华地位曾是英国的小伙伴这种关系在美国档案里并不总是明显的，因此常使历史学家发生误解。对一个研究美方史料的学者来说，海约翰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档案里记载得不多，谈起来味同嚼蜡。少数外交人员信件中稍为有一点不太沉闷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那位干练的业余演说家马沙利那样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国史料的学者往往引用马沙利的话，因为他宣称我们有义务支持大清帝国反对英国的阴谋。但他在华的时间很短，所知道的事实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种态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经商，并不特别排斥别国。美国在这早期的实际政策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尔发发牢骚罢了。
赫德在建立中国海关时，聘请了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维，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学1874 年级学生进中国海关，主管监督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件事同美国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国的私人通过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参与了英国的政策。
1922 年后，使英国海军继续在远东占优势的英日联盟结束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和活动才开始超过英国。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码头仍是英国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会大学主要是美国人办的，一些大的商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则是英美合营的。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挡日本向华扩张的外援势必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当时美国也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超过日本和欧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时期美国的影响达到项点的时代，接着在4O 年代美国又在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继承英国的地位成为活跃于中国的主要西方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著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了支持我们的道义和外交立场而开始作战。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 年的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满洲国以维护我们的荣誉，但同时仍将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
我们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我们那种有时几乎是不负责任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径还受另一种格局——即时而干劲冲天时而无动于衷——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我们去广州比人家晚，但我们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我们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我们在1818 一1824 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我们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在东方的美国人曾多次提出计划和建议，但美国政府不为所动。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