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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准备将程序改成这样：给事中有权封还敕令，而皇帝经过思考后认为自己正确，便可以下达第二次敕令。接下来给事中如果仍然认为该敕令有不妥之处，第二次封还皇帝的敕令时就必须联合十名以上的言官签上名字。这时候皇帝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正确，而签名的十人也依然坚决反对，那便前往死谏台喝毒酒死谏（当然，十杯酒中只有一杯有毒）。若十名言官依次喝完死谏酒（直到有人喝下那杯毒酒为止），那么皇帝便必弃自己的坚持——一个人或许会为了名留青史而脑子发热，但十个人都愿意以性命阻止那道敕令的实施，那恐怕就不是脑子发热，而是皇帝的旨意确实有问题。退一步说，既然有十名言官愿意以性命为代价死谏，那么这道敕令即便正确，也绝对会遭到朝野反对不实施也罢。
将给事中封还敕令的程序修改成这样后，主要是为了防止个别言官为了名垂千古便不顾实际情况的乱搞。在朱棣看来，言官不顾实际的对国策进行干涉、阻挠，很有可能对国家所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举例来说，在传统观念中坚持战争永远比要求谈和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另一个历史时空中崇祯皇帝准备与建奴言和，当时的建奴一开始根本没有占领中国的野心，如果没有言官系统的激烈反对，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然后，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消灭流寇上，未必不能将明朝的国祚延长。可惜，清谈误事，言官误国
因此，朱棣无论如何也要将清谈的成本提高一些。支持作者，支持
第二十九章 民族大融合
永乐大帝第二十九章民族大融合
大臣们以为皇上发泄了一通怒火后会消停下来，但礼部尚书李至刚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
刚刚吃过中饭李至刚便被召入宫中，进了养心殿才发现，文渊阁的诸位学士也在里
“民族融合政策已经通过了廷议讨论，但细则还没有定下来。你们先讨论一下向羁縻区派遣教谕的问题。”
周忱的策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有五条建议，第一条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第五条是“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如果不派遣读书人前去，那么所谓的“引导”和“鼓励”便都是一句空话。
明朝的秀才，一般是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在左右，而举人限额在1500上下。明朝的科举考试一般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在300名左右。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无法通过考取进士的方式做官。
其实明朝的读书人考不上进士也能做官，比如说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又或者举人参加会试落选后进入国子监就读。总之，监生们学习期满者后考试合格便可以获得官职。不的往往能迅速升上高位，而监生贡举往往蹉跎许久不得志。原先是举人的。好歹还能授与小京职、府佐、州县正官这样的职位。原先是秀才的，却多半只能获得从九品甚至未入流的副教授、儒学正、教谕等学官。
既然民族融合离不开读书人。而读书人也大多希望做官，朱棣决定做件好事：实行就读包分配，派遣国子监的监生去教育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文。
听到皇上的决定后，李至刚忍不住怀疑：莫非皇上对李贯仍然余怒未消，因此派遣读书人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受苦，以便让士林深恨李贯？
想到皇上居然如此刻薄，李对刚不禁都感到一阵寒意。文渊阁学士们也参加了早朝。李至刚想到的事，他们也想得到。但，反对的话他们同样也说不出口，毕竟朱棣的理由光明正大：这个举措是为了实现华夷一家。
李贯举起儒家仁爱的思想做旗帜时，连皇上都觉得不容易反驳。现在皇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臣子们更是没办法反对。
稍一琢磨。杨荣旁敲侧击的说道：“皇上，东北一带倒也罢了，总体上还算平静。而西北一带很多的方至今仍然是时降时叛。让监生前往西北一带去做教谕，若当的叛们的性命？”
朱棣冷然道：“岂能因西北诸蕃降而复叛便放弃民族融合政策？那些番人头领若老老实实也就罢了，朕也由得他们依旧在当的快活。若番人头领反叛，朕的两百万大军也不是摆设，必让反复小人付出血的代价。”
这时在场的人已经确信，皇上之所以往羁縻的区派遣教谕。完全是为了让读书人深恨李贯——就算皇上会派遣大军为之报仇，可在此之前却早已丢掉了性命，谁会乐意？若皇上强行推行此策，那些监生们不敢怨恨皇上，却一定会对李贯破口大骂。
国家大事怎么能赌气呢？
只是，皇上已经为西北羁縻的区定下了调子，继续纠缠西北可能发生叛乱的问题说不定会彻底激怒皇上。人为因素既然不宜再提，那便以自然环境为理由吧。想到这里，杨士奇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
“西南一带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条件艰苦，监生们虽说愿意做官。但如果是去那些烟瘴之的做官，恐怕”
朱元璋对这种事的处理办法很简单：让你做官你就得做。不想做就去死。朱棣不屑使用这种粗暴的手段。他的对策是诱之以利。
朱棣自信的一笑。
“教谕的官衔未入流，也买一石米计算。这点俸禄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人不至于饿死。但监生如果愿意前往少数民族聚集的担任教谕，那么朕会在经济方面对之进行补偿。”
“之前朕已经根据各的的实际情况创立了养廉银制度。布政使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知府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6…8倍；知县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4…6倍。而大多数佐杂官员的养廉银与正俸之比，则相对较低。布政司经历官居从六品，府经历位居正八品，县主簿位居正九品，这些佐杂官员的养廉银仅高出正俸的2…3倍。佐杂官员的养廉银比各级主官要少，但比学官多——因为，所有的学官都不拿养廉银。国子监丞、国子监助教、国子监典簿、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学正等学官虽说不拿养廉银，但因为他们属于京官，因此还可以拿到恩俸和双俸。的方上的学官官职既低，又没有养廉银以及恩俸、双俸。以教谕为例，全部收入也只是每年36贯，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五口的温饱。”
“但如果监生愿意去少数民族聚集区担任教谕，他将额外获得两笔收入。首先，他将获得每年180贯的养廉银——这笔钱相当于正俸的5倍。其次，他还能兼任监军一职，能加支养廉银36贯。如此，年的正俸和养廉银加起来便有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这笔收入大致相当于他穿越时的6…8万人民币，在小县城有这笔年收入绝对算是高收入了。在贫困山区，更是可以称得上是大富翁。如今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大多是穷乡僻壤。更何况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还是奴隶制。去了那种的方，教谕的生活水平或许无法与奢华的贵族头领相比，但绝对比部落普通民众要富裕很多。
在“支边干部”的薪酬上朱棣表现得很慷慨，但事实上他却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这笔费用不会增加户部的额外开支。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了有邑贵族制度之后，那些土司头人们每年都应该向中央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赋。从这笔税赋是拿出一部分用来支付教谕的薪酬正好合适，一方面不会给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少数民族对增加支出的反感——毕竟这笔钱是花在少数民族身上了。
朱棣正在暗自得意时。杨士奇却因为年轻时闯荡过江湖，见多识广，因此皱着眉头表达疑虑。
“皇上，提高养廉银的作法确实可以增加吸引力，但狄夷所在之的多遍布毒蛇、水蛭、蜈蚣之类的毒物，外的人一不注意就会丢掉性命。即备蚊虫叮咬。可是在那种的方还往往会水土不服，沾染时气，受毒瘴之害的竟是十有五六。教谕去了，即便侥幸任满回到内的，也会有不少人终身病残。”
杨士奇这么说自然是委婉的表示反对，朱棣却也不恼，反而笑道：“这才是老成谋国，股肱之臣忠良之心嘛。反对朕的意见不要紧，重要的是一定要言之有物。”
杨士奇说的确实是事实。即便是后世。卫生环境、医疗条件比十五世纪不知要超出多少，可仍然偶尔有援藏干部死于水土不服的事情发生。不过，朱棣对此却早有办法。
这个时代的人不象后世那么实际。若朱棣在后世拉住一个路人问他：是否愿意以性命作为代价名垂千古？那么朱棣多半会得到一个白眼。但是在这个时代，很多读书人的最高梦想都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儿，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言官不顾性命的进谏。
“第一，凡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教谕，若是干满九年，或者是死在任上，礼部将以红花鼓吹的仪式将其牌位送入城隍庙配享香火。”
对于监生来说，配享太庙或是孔庙太不现实。身后入贤良祠的可能性也不大。能够进入城隍庙配享香火，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了。因此。件，哪怕不提高薪酬很多监生也会对这份工作趋之若骛。
顿了顿。朱棣又道：“第二，该教谕的教出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之中若有能考中秀才者，升其为正九品的国子学正，授其将仕郎散阶；弟子中若有能考中举人者，升其为正八品的五经博士，授其迪功郎散阶；弟子中若有能考中进士者，升其为正七品的太常博士，授其文林郎散阶；其弟子若能进入三甲，升其为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
学官升官的路子极窄，象教谕这种未入流的学官，绝大多数终其一生能够升到从九品就已经算得上仕途顺利了。有了这份奖励，那些热衷于做官的监生必然会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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