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最初十几年间，中国商业就是采用汇兑、银行存款转帐、存款人之间周转、过期贷款以及各种信贷转让等新式办法通融运行的。银行业是那些“古老的中国风俗”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已有很快发展的事业之一。
但是，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似乎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生产力，而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才是发展过程的关键。从日常消费中抽取出资本，用之于改进生产力，本来是可以从基础建设着手的，例如电讯交通、公路乃至于铁路的建设，或者可以直接用于需要大批基础投资的重工业。这就是明治维新时日本所做到的，但清末政府，甚至各省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们中有人试了试。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中国太墨守成规，其表现是人口、产品以及交换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构成每个人生产效率的增长，可是只有这种增长，才能转换成资金投入到机械化类型的经济中去。人口和商业的增长，无非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有许多事实的确证明经济生活中的私营部分是在增长，信贷系统也有一定发展，可以集中起来作投资之用，但是同时，人口越多，劳力资源越多，机器的用处就越小了。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因素，即大量实行公卖（垄断）。贪污腐化、铺张浪费― 而不用于生产投资。
如果我们拿中国和19 世纪初期的欧洲比较，立刻会看出一个鲜明的对比。不错，两个地区在18 世纪中人口和商业都有很快的增长。但是18 世纪90 年代，法国革命风起云涌，接着又是整军经武，力图革新，而中华帝国在1795 至l804年间则主要陷于白莲教起义中，那一个纯粹传统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起义，除了导致帝国的衰落外，别无任何新事物。同时代的欧洲又积累了产业革命的构成因素，机器大大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有人努力寻找中国是否有一种和欧洲的“原生型工业化”相比拟的进程。但是这种调查摸索得不到事实来证实中国有相同的进程。例如一个商人仅仅把茅草屋里生产的商品“摆出来卖”的办法，同现代中国早期的新发展比起来，差得太远，无论如何，那不能必然导致经济组织向更高一阶段发展。相反，中国始终停留在现代化以前靠体力推动技术的高度劳力集中的循环反复之中。经过一定时间过程，可以想见，商业化能够导致工业化，可是中国没有这样做。
不过，承认在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侵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使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国“开放”的说法。它把外国侵略者的身材缩小到他实际的尺寸，减轻了长期以来“西方冲击”说的重量，如实地看到晚期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停滞的、而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首要的事实是：经济的增长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在于私营部分，政府的位置因此就比过去显得落后而且浮浅了。正如我们一贯所猜测的，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
05 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
经济的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显然见诸失业的知识分子多了，农民移民多了，官吏贪污多了，人民中间的社会裂隙多了。
促成清政府倒台的一个因素是在19 世纪初期，它没有配合人口和商业的增长适当扩充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例如政府没有增加省的科举考试及格入选名额。原来这种名额是为了维持某种地理的平衡而订的，免得让长江下游各省中举的人数比重过大― 多少有些像美国众院议员须在全国各地都得到安排那样。但是才能出众、能够中举人数虽然增加了，入选名额却死不增加，使许多想参加政府的才智之士不得其门而人。于是一个结果是设法以”幕宾”、“委员”或“候补”之类名义把这类人才纳人官府，但这样做增加了攀亲结故的竞争，而不能增进行政效率。政府的组织机构，在19 世纪末以前没有扩大。仕途上进的门路一被堵塞，不计其数要找事做的年轻读书人，只得在衙门口垂头丧气，徒唤奈何。因为职位已满，竞相钻营，自然造成各种贿赂贪污行径。个人之间亲近疏远，开始搅乱行政程序，并否定了儒家忠于原则的理想。个人党同伐异和恩怨的网络开始推翻了考试、租税和司法等秉公办事的制度，以致搜括成风。各省官吏通常向农民收粮敛税，就是为了完成收入定额，超额的余款归人个人私囊，官吏们心狠的就拼命榨取人民。他们横征暴敛，造成了民间的无限痛苦，终于引起造反。
商业发展并不意味农民生活有任何改善。相反，人口众多地区贫苦失业者多了，常向多山的西部和西南边远地区移民，那些地方政府官衙稀疏一些。著名而很少受到研究的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例证。中国人口的爆炸，导致农民移居到边远地区，像他们移居到满洲新开垦的地方那样。中国中部的移民到湖北、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山区会合，把中国水稻种植范围扩大到那些不大丰产的边远地区。在这一带地方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某些古典的特征：启发他们的原来是一个信仰西王母的佛教民间秘密会社。不过领导武装起义的头目很多（有些是妇女），派别分散，对于一个自称王母化身、能够恢复明朝天下的人不能形成统一看法。所以白莲教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只是一批松散的会社。他们在自己的山村周围筑起营寨，抵御清政府收粮征税的官兵。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常说的：”官逼民反。”但是白莲教似乎不是一批因反抗征收重税而起义的被压迫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白莲教倒像是要起来取代政府，那些边远地方的官府没有尽到它们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常职能，如自古以来就有的管理官仓粮凛、办理跃跃欲试的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等。到l800年左右，满族的八旗队伍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很多长官借军务开支贪污中饱而没有能力剿灭这些叛民。后来新的皇帝嘉庆发现满族指挥官腐败无能后，利用汉人民团接替满族旗兵作战，才结束了这一叛乱。在善观世代兴衰之迹的学者看来，清朝国运似乎已成强弩之末。
在对帝国统治机构的活动最完善的记录中，对贪污腐败的那层厚厚的外壳的描述是非常之多的。就拿那个把长江下游大米运往北京养活首都的大运河运输网来说吧。忽必烈在13 世纪末期把运河北段伸延到他新建的京城北京。明清两朝一直利用它为南北商运的一大动脉，它比绕山东半岛的海路，既少暴风肆虐又免海盗的袭击，安全多了。一个由两位总督统理的庞大行政机构掌握这个“潜运”，管理几千粮船每年通过运河闸门（一种中国的发明）经山东北运。30 英尺长的粮船，年复一年地由10 名水手摇格拉纤，在海拔140 英尺高度航行1100 英里，运载4O 万吨大米到北京仓库。它们也还运载私人货物。
运河交通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跨过黄河。几百年间黄河防汛总监建立了一个和运河两个槽运总督衙门相匹敌的庞大官僚机构。工程人员沿河修筑堤防，耗用了国家大量银款，看上去修筑得完美无比，但只管得几年。关键就是大量国家堤防开支中饱了官吏私囊。与此同时，运河的粮运除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外，还拥有成千上万的船工水手。这些船工水手从他们的祖辈起，代代相传承袭职位，结果实际劳动却另外由许多非世袭的散工去做。这大帮的官员、船工、水手，靠贪污中饱，轻易赚下很多钱，决不愿轻轻放弃。19 世纪初期运河由于堤坝崩溃、河床淤塞，功效降低，于是改由绕道山东半岛海运的老想法抬头了。海运不但省钱，而且功效高。在1826 年一次危机中，这种粮运实际是雇了商船经办的。但是嘈运制度一的既得利益者势力强大，海运的办法很快放弃了。低效能终于操了胜券。
人口膨胀，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其危害之大，难以尽言。在经济生活中，因为劳力供应非常充分，节省劳动的办法反而不经济。如在欧洲，人们会筑起坝来截住河水，利用水力推动纺织；而在中国，劳力便宜得一钱不值，何苦去筑坝呢？肩挑背驮，只要有路就行，何必用驴车！摇格划船，非常省事；独轮车到处可通行。无论旱地或水路，改用机械都会碰上强烈的竞争。甚至于兽力都处于不利地位。人用锄头耕种还是比用兽力拖拉的办法划算。所以，在西方农民很自然地把兽力拉拽转变为自动机械拖拉，而中国依然不喜欢这样改变。结果，什么播种机、锄草机、收割机、打捆机，通通用不上。生产被牢牢地拴在筋肉动力的技艺水平上。
从社会上说，人口泛滥造成的毒害更为可怕，因为生活越来越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慷慨好义和慈善为怀变成家庭成员无能为力之事。作为起码的生存单位，家家都得注意米坛子，有的人为了逃避租税，想方设法找富有的地主，给东家提供姑娘、仆役、打杂、护卫。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苦不堪言，时刻寻找庇护，好对付官府衙门的爪牙、大户人家的恶霸家奴以及从流离颠沛中出现的土匪。
随着人口的繁衍，不仅社会秩序，个人道德也日趋堕落。水早瘟疫等自然灾害，因为受患者越来越多，情况日趋严重。人们对朱来失去信心，对劳动道德没有把握。德不一定以德相报。靠投机生活的人反而过得好些。馅媚、欺编、男盗女娟、走私偷运、暴力行凶，在争斗中各有其用。儒家的品行常常成为公开的伪装。1800年以后公众道德的败坏，首先表现在低级官僚、衙门走卒小吏和一般士兵中也吸起鸦片来，后来中国内地大种璧粟，连农民也沾染上了。
在很大程度上因人口激增而造成的这些弊害改变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性质，它变得粗野和令人捉摸不定。诚实的官吏在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