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 第133部分

“我们在越南的失败大部分责任要由国去议员承担，因为正是他们剥夺了总统——先是我，后来是福特总统执行和平协定的权力，正是他们拒绝向南越人提供他们为了在平等地位上应付北越攻势所需要的军事援助。

“但是，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势所左右。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些关键年头，美国领导人没有拿出能够获得胜利的战略。相反，他们先是破坏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后来又把一批又一批的美军和物资源源运往南越，劳而无功地支持后来几个软弱的政权。他们欺骗了公众，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从而为以后的失败主义和蛊惑民心的宣传准备了条件。人们对美国人民说，战争胜利在望，然而战争却需要作出越来越大的努力，而战况又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这就不能指望美国人民继续无限期地支持这样一场战争。

“如果美国坚持到底，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证1973年1月23日的和平协定得到遵守，苏联领导人本来不会那么想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侵略性试探，我们的友邦和盟国对于美国意志的可靠性和美国力量的有效性也不会那么怀疑。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在回顾10年来在越南牺牲的人员和损失的金钱时可以感到骄傲，而不会感到遗憾和失望，这种遗憾和失望心情使许多人甚至在可能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时候也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不要再打越南战争了。’”

亨利·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越南问题也许是一场悲剧，美国本来是根本不应该闯进去的；但是既然闯了进去，作为一个大国就不能狼狈不堪地逃脱出来，而是应该走得光彩体面。”

“60年代中期美国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河内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从而在美国造成了动乱。”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越南问题是一场大悲剧。当你去掉所有左右美国政策的自以为是的原则以及地缘政治理论等后，你就会不得不论及其功绩。假若说在越南问题上有什么功绩的话，从来就没有多见过。

“60年代以前我很少考虑印度支部问题当肯尼迪总统上台时，在越南的美国军事人员不到1000人。他们在那儿是军事顾问，不卷入战斗。我觉得国会中当时谁也没有对印度支那表示关注。就我所知，外交委员会中没有人到过印度支那。

“但是，到1964年，形势很明显地急剧恶化。8月5日，约翰逊总统将我和其他国会领导人招到白宫，他告诉我们，北越海军舰艇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公然违犯海上航行自由，在东京湾向我两艘驱逐舰进行攻击。我们被告知，美国受到了攻击，在这样的时刻，形势需要我们紧急、迅速地表明国家的团结，总统的态度很明显，假若胡志明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团结，他就会谋求和平，坐到会议桌前，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约翰逊总统为东京湾决议案提供的基本前提和辩词。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又很清楚，接受这种说法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整个冷战时期，国会很长时间内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或断定的紧急情况下，都对总统持默许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会轻易上当的部分原因。当时很少考虑有人对我们说谎。

“总统将东京湾决议案起草后送交国会。决议案首先提交给众议院，并一致通过，然后交给我，我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要向参议院介绍决议案，并完成表决程序。

“回想起来，我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举行听证会，详细地对其进行审查。但我们却要为其辩解，决议案的全部份量都是心理上的，任何不和或犹豫都会破坏可能给北越人造成最强的、心理上压力的目的。决议案所表达的是和平途径，而不是战争。

“我们当时也处在1964年总统竟选的中期。我认为约翰逊是和平的缔造者，他曾发表讲话，反对将我们的年青人送往越南。另一方面，我想到戈德华特，他是一个好战分子，曾威胁要扔原子弹。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影响了我的态度。犹豫不决，对政府的建议怀疑，都会露出损害总统、不承认其为国家领袖的态度。同时，我也是林登·约翰逊在阿肯色州竞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67年对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调查。这项独家调查表明，在东京湾决议案前，政府已确定其政策。他们已经决定，如果他们不得不行动，政府就要进行干涉，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使胡志明屈服，制止他占领整个越南。政府只不过是在寻找机会得到国会的合作。当这些宣称的攻击在东京湾发生时，美国政府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歪曲了真相。他们知道根本就没有受到挑衅而发起的攻击。我确信，政府也清楚南越人进行了挑衅，这将引起某种报复行动。他们还了解这种所谓的攻击根本谈不上攻击。事实是约翰逊应该对此了如指掌，虽然我无法确定他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被告知的情况歪曲了事实，总统应该负有责任。后来，海军上将特鲁斯给我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根据他指挥驱逐舰25年的经验，他怀疑这次攻击的整个说法，他对整个事情表示怀疑。我们组织了听证会，推翻了导致东京湾决议案的官方说法。

“只是在后来举行那些有关东京湾的听证会时，我才真正感到我们受了欺骗。从此以后，我对政府的说法很少相信。我知道我本应该多生一些疑问。假若我当初了解这是一场骗局，一片谎言，我的反应当然会不同了。我本应该举行听证会，但我也想到林登·贝·约翰逊会一意孤行，他正在寻求时机，进行他决心要干的事。

“国会对东京湾决议案几乎没有什么辩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表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在东南亚避免直接军事卷入。我认为他所提出的修正案准确地反映了，总统的政策，但是如果我接受了这项议案，决议案就要送交众议院对两者进行调和。强调我们团结的先决条件压倒了对立法案准确和精确的考虑，政府是这样辩解的，我也欣然领受，他们告诉我，不能拖延时间，那将降低我们坚定而团结的行动的整个份量。

“起初——即在越南问题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总统及其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会欺骗参议院的某一个委员会。我认为，即使他们不向你和盘托出，也可以信任他们向你讲真话。但是我太天真了，东京湾事件的颠倒黑白，十分有效地欺骗了外交委员会、国家及我个人，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会完全误入歧途。”

乔治·麦戈文（参议员）：

“我认为，印度支那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道义的错。”

　

附：

侵越美兵的故争后遗症

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不仅给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战争创伤，而且也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侵越美兵深受其害。据1993年2月2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发表的文章披露，在310万越南战争参战士兵中，将近1/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创伤后紧张紊乱症”，至今有的还生活在丛林里。现将这篇文章转述如下：

【法国《费加罗》杂志1993年2月23日一期文章】题：他们在丛林深处继续进行战争

一条小路沿着落基山脉积雪的山坡婉蜒而上，在山坡上的丛林中有一块空地，空地中央有一个破木棚。它的主人腰间别着手枪站在门口，手里牵着7条狗。他焦躁不安，仔细打量着来客，好像要把他赶走似的。

这个46岁的怪人叫迈克·霍尔。他在躲到落基山脉里生活之前，曾带着他的7条狗在汽车里过了12年。这个曾在越战期间被直升机空投到越南的美国伞兵在越南的丛林里呆了一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只剩下一个躯壳，一具行尸走肉。”他无法面对社会，于是逃到山里。他原以为皑皑白雪会使他忘记越南，但是没有一个夜晚他不是惊叫着醒来。

迈克·霍尔什么都不爱，不喜欢客人来访，不喜欢别人提问，也不喜欢文明的气息。他在美国蒙大拿州荒无人烟的深山里独自幽居了5年。陪伴他的是狗和总是纠缠他的噩梦与痛苦。20多年前他去了越南。他在那里看到的是鲜血、装有铅砂的子弹、毁掉生物的化学毒剂和死亡

在美国，有一千多越战老兵选择了这种隐居生活。他们受不了梦魔的折磨，纷纷隐匿在夏威夷的丛林里、一望无际的群山中或是渺无人烟的沙漠里。人们把他们叫做“丛林老兵”。要想统计出他们的确切人数是徒劳的，他们大部分住在简陋的茅屋里，有的住在厚厚的帆布帐篷里，还有的住在山洞里。他们受一种可怕的被迫害妄想的折磨，总是保持着警惕，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在战斗中，武器就是生命。”肯·沃尔夫这位越战老兵咕哝着说。越战期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

1969年从越南返回美国之后，在“威士忌酒瓶中过了10年”。他厌恶人类，离过婚，无法控制的施暴癖毁了他，医院的痛苦经历使他萎靡不振。于是他来到森林边的一个木棚，照顾受伤的鹰，一住就是10多年。

这些退伍的越战老兵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重新创造了实战条件：测定陌生人方位的监测系统，测定“敌人”距枪口距离的秘密路标，有时甚至还有埋在各处的土制地雷。他们想远离一切文明的痕迹，逃避他们记忆中的恐惧。

研究这种行为错乱的美国专家最后把它定名为“创伤后紊乱性紧张”。从这个学名，或者从更简单的别名“后期效应”就能看出战争的后遗症：它至今仍在摧残人的身心。它是罪恶的凶手！虽然有5万美国人倒在了越南，但是活着回来的人中又有30万人在战争结束后暴死。他们死于酗酒过度、用药过量、事故或凶杀，更糟糕的是，约有10万越战老兵自杀。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