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一箭之隔的道前街。
1946年4月5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公审陈公博。
庭长孙鸿霖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等，陈一一置答。庭长又问：“你有很多财产吗？”陈公博想了想，答道：“我要是说没有财产，人家不相信。我要是说有财产，自己不会相信。我所可告人者：我没有房产，没有田产，更没有银行存折。所以，我是否有财产，还是请庭长调查吧！”旁听席上发出了笑声。庭长令陈公博站立一边，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就陈公博在任伪职期间祸国劣迹之最严重者，列举了他的10大罪状，那就是：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这实际上就是汉奸集团犯下的主要罪行。
陈公博不服。他从卷宗夹内取出所谓《八年回忆录》，操着广东口音念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对10大罪状逐一加以辩解，说《起诉书》“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非但不承认有罪，反而认为自己的所为是为了对保全民族元气，而且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因此自己是有功的。庭长以大量的事实证据，驳斥了陈公博的辩解，还当庭播放了他在伪“满洲国”建国纪念日上的演讲录音。陈公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中日满三国应携手勇往前进，恭祝满洲国运昌旺！”
将近晚上8点，庭长问陈公博还有什么可说。陈公博说：“检察官是江北口音，本人听不懂，唯其中有一言，使我非常感动，就是‘春秋责备贤者，非服不可’；本人当然不敢以贤者自比，可是我早就说过，无论法庭判我什么罪，我都绝对服从的。”他只剩下诡辩了。
一周之后，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并告陈公博如有不服，可以书面形式向最高法院上诉。陈公博听到宣判，脸色一灰，语无伦次地说：“本人在公审时，即已声明决不愿申辩及上诉，当时所以向检察官答辩，乃求内心之安定耳。感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所言的一切，可表明本人身体清白，人格清白，故本人无论被判何刑，均以绝对服从之态度接受，决不再行上诉。”
陈公博昏头昏脑的一席话，并不证明他有某种骨节，而实在是他知道自己罪极无赦，实在是出于无奈。他对探监的儿子说：“提到政治我真有些伤心了。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为了政治，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囹圄。干儿，以后你干什么事都好，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
囚室放风时，为了安慰他，褚民谊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死刑，我自然也是死刑。”陈璧君也凑上来说：“那我自然也是死刑了。”其实不用安慰，既然横竖逃不过死罚，那就每餐吃三碗饭，照常写字看书。
6月3日晨8时许，苏州第三监狱的囚室照例按时打开，囚徒们鱼贯而出，到院子里散步。陈公博应典狱长之求，为其写一幅对联：“大海有其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正当他以博大与从容的姿态，写剩三个字时，忽发现几名法警已立于身后。是死期了。写毕最后三个字，他回到自己的囚房，点燃一支烟，换上蓝布长衫，玄色丝袜，黑色皮鞋。做毕，他取出一把常用的茶壶，走到陈璧君的囚室，向她鞠躬，送上茶壶留作纪念。旋又去同褚民谊诀别。来到法庭，陈公博给家属写了一封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搁下笔，他与在场的法官法警们一一握手。进入刑场，问哪一位是行刑的法警。法警周本范自报，又握手。旋即背立。枪响。陈公博倒地抽巴起来。同是大汉奸，同样被判了死刑，陈公博等不得减刑，而周佛海能。
周佛海抵达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的当晚，当局即令其写“自白书”，交待汉奸罪行。随后连续对他进行了5次侦讯。1946年10月21日在朝天宫进行公审。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佛海提出上诉，仍维持原判。其老婆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亦被驳回。
这一段时间里，杨淑慧为了保住丈夫的性命，可算是费尽了心力。她四面奔走，八方求援，找遍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和军统头子；还曾破费金条，托庞炳勋、孙殿英这些投敌将领，给周佛海出具“于抗日有功”的证明。事情毫无转机。
按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罪犯即可被拖出去执行。就在这个时候，杨淑慧拿出了最后的一招，果然使情势发生逆转。
杨淑慧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机要秘书陈方，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杨淑慧不仁不义！”
陈方连忙问：“你是什么意思？”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佛海认识他的笔迹。我给这封信拍了照，原信送至香港银行的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了，就不要怪我撕破脸皮了。我要将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就会看清蒋先生的政治道德和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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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奸被钉上耻辱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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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劝住了杨淑慧。大年初一，陈方上门给蒋介石拜年，说及此事。蒋闭目沉吟好久，才点了一下脑袋，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答呈国府，给周佛海减刑。
经数度公文来往，由陈布雷和陈方再三润色的《准将周佛海之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以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义下达。
与其说救了周佛海一命，不如说让他多受了几天罪。一年之后，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日夜伏在床褥上哼哼，哀叹自己“还是死了好”。2月28日，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口鼻流血而亡。一说周佛海为人毒杀。
大王死，朝臣灭。夹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死期之间，乱枪响处，竖起了一根根焦黄的竹杆，挑着孤零零的招魂幡。
褚民谊是个风流丑角，当上大官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常在大众广庭之间踢毽子。有一年开全国运动会，华南选派的一名游泳女选手漂亮而风骚，俗称“美人鱼”，撩得褚民谊按捺不住，竟将自己收拾得油头粉面，为“美人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名胜。1942年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日方大灌迷魂汤，组织了50万人到神户码头迎接，他整日拱着手四出拜会，还拜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紧跟着陈公博，一枪从他的背部打入，这个太极拳高手在地上翻腾着打了最后一出太极拳，仰天摊手，做了最后的收势。
帆布行军床把王揖唐抬到法庭公审。听到审判官的声音好生耳熟，他睁眼一看，立马从帆布床上挣扎着坐起来，喝斥道：“何承焯，你这个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问大汉奸之理？”几句话轰跑了主审法官。延宕了些时日，他被用竹编躺椅抬到监狱后院，声泪俱下地大呼着“求蒋主席开恩啊！”连中七粒冰冷的子弹。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梁鸿志口念“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脑后枪响，两颗门牙从他口中弹出。王克敏在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而亡，齐燮元在此被枪毙。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先后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伏法。丁默邨在苏州狮子口下地狱。杨揆一、胡毓坤、姜西国、姚锡九等军事汉奸饮弹雨花台，错落着栽倒在荒草乱石之中。受庇护者如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这一伙丑类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耻万年。
*第十章重塑生命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南满抗日义勇军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义勇军转移后，日军包围了村镇。兽兵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挨门挨户地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全村的三千人聚齐了，汽车上的兽兵揭去了蒙着六挺机枪的黑布。霎那间由人头组成的黑土地低下去一大截，血雾升腾，蒙住了灰色的天空。 兽兵们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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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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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沈阳太原1950——1956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