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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大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简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不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示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