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突厥斯坦4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 Beggars’ 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 ——“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
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 ——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3据相关记载，在 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
4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着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 5。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着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在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 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
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 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
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 ——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5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 78期。
ChapterIIITheFormationofKongfuSchoolPoliticsinYuanPeriod（1279…1326）
第三章元代门派政治的形成（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师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ゝ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 ——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持自己门派的义务。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因此，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门派。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门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